196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当年全国大专院校、中专技校毕业生开始分配，基本方向是与工农兵相结合，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当普通劳动者。我们1963年入学的全班同学在校五年后应届毕业，总算没有被文化革命拖延。比我们早一年即在1962年入学的1967届同学，则推迟一年毕业，与我们1968届一起在年底离开学校。我班二十九名同学“一颗红心，四个面向”，大多数奔赴外地，包括家在上海的施天权、陈桂兰、陈龙秀、童兵（童宝根）及李良荣。近一点的去安徽江西，远一点的到内蒙新疆。七名同学留上海，我是其中之一，不过都没有像以往那样进入新闻单位。文化革命中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都由工农兵“掺沙子”，新闻系科班出身的与新闻单位无缘。留上海的同学中，老家山东的齐允海及家在上海的钟修身，直接进入长宁区中学任教，一人到省吾中学，一人进东海中学。其余五名王胜利、沈全梅、王锦园、程晖（程复兴）与我，不知何去何从。12月21日传来领袖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最新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去向。
乡村西洋乐队的迎宾曲
1968年12月27日，在这个特别的节庆日子里,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三百余名应届毕业生，在彩旗飘扬的十六铺码头登上驻沪海军“黄河号”登陆舰,开赴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受到隆重欢迎。欢迎队伍中除了敲锣打鼓的民族乐队外，竟然还有几支铜管军乐队，乐手中小号、大号、长号、圆号、大小军鼓一应俱全，令人大开眼界。这种崇明特有的乡村西洋乐队让我们对岛国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原先只知道崇明地理位置特殊，四面环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民风简朴，是上海郊县中的落后者；后来慢慢感受到这个中国第三大岛的另一面：它地处长江口，面向大海，对外来文化持包容接纳态度。崇明民间历代出现不少文人雅士和外来侨民，西洋乐器在岛上得以引进和普及，铜管乐队成了与岛民生活紧密相连的传统习俗。每逢节日、庙会、婚礼、生日喜庆，新兵入伍欢送或家庭宗亲祭祀等重要活动，既保留本土吹打乐“敲十番”，又推崇洋气十足的铜管乐队。崇明作为上海郊县的“铜管之乡”，那时颇具规模的大乐队全岛就有十几个。乐队成员平时下地干农活，有生意搞活动时聚集一起。演奏曲目从“解放区的天”、“社会主义好”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文革语录歌。
崇明人在非常时期以开放态度接收了来自上海市区的几百名最高学历的“知识青年”。其中复旦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的几十名同学落户在以三江口小镇为首府的江口人民公社，直至1970年7月离开，当了一年半农民。严格说来我们不是农民，而是拿固定工资，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国定节假日也有休息的事业单位职员。每个月五号,我们前往公社领取由市里转来的四十三元五角工资，由于地区差别，比市区月工资少了五元。那时我们的编制已经归属市教育局，但开始我们并不知情，只知道是下乡锻炼，不知道待到哪年哪月。有公社干部曾经私下告诉我，看着我们的工资单，就知道这些人在农村呆不长久。放眼中国大地，崇明插队落户的几百号人，在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不过是一片小小的浪花；在文化革命无奇不有的百草园里，又可谓奇葩一朵。
我的房东朱妈妈
上级要求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在大学期间经历过两次农村四清的新闻系同学来说，“三同”不在话下。在我眼里，崇明县江口公社与我们以往生活过的宝山县罗店公社，上海县龙华公社差不多。新闻系的王锦园、王胜利与数学系的李新洲、蒋学沛、陈纪修、陆永根，吴正明同学混合落户在第八大队；沈全梅、程晖及我与物理系的沈维滇、厉家峻、王南虎（外号王老虎）、杨美贤、郑邑、李亚平（改名徐亚平）、徐兆祥、徐绍顺同学混合落户在第四大队。四大队和八大队南北相邻。我与物理系的徐亚平被分配到四大队一小队，落户在不同的房东家。
我们所在的生产队主要是“朱”、“黄”两姓。我的房东伯伯朱金元，忠厚木讷，不善言语，内外家事公务均由房东妈妈全权管理。落户同学每月交纳十元五角搭伙费加上粮票油票给房东。就当时上海郊区农村家庭来说，每个月有一些现金及票证收入，对日常生活不无小补。按规定插队人员每个月可以回上海休息三、四天，房东妈妈客气地要退回这几天的饭菜金，我当然不会接受。月初缴粮油票伙食费的那天，妈妈通常会改善伙食。房东儿子朱纪达在公社当办事员，住在镇上，有时回家吃饭，妈妈就会加菜，我也顺便沾光。我最喜欢她做的“肉包子”，就是油豆腐塞菜肉，虽然蔬菜成分多于肉糜，但真的好吃。房东经济条件还算不错，每个星期总有些荤腥。对我来说最不习惯的是玉米饭。崇明农家每年口粮中粗细粮份额按比例配给，所以煮饭时总要在白米上面敷上一层粗玉米粉。白米饭好吃，金黄色的玉米粉好看却难以下咽。每次到锅里添第二碗饭时，我总是把白米饭压在碗底，上面再盖一层玉米粉，全部盛白米饭心中说不过去，房东妈妈对于我的小动作心知肚明。倘若第一碗饭是房东妈妈先盛好的，白米饭就多，对此我心存感激。
崇明一般农户的住房后面是一口池塘，当地人称“宅沟”，若有客人来，主人一般会在宅沟抓鱼待客。宅沟后面通常是一片竹林。记得那年春雨后，后门水缸边上竟然冒出了好几支新笋。房东妈妈做的竹笋炒盐鸡（崇明人称咸菜为“盐鸡”），那个鲜味，令我久久难忘。
徐亚平的房东是副队长的弟弟，穷得难以言表。儿子与女儿读小学，还有一个怀抱的婴儿，大概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受罚，家中劳力又不够，日子不太好过。年终生产队公布分红账目的时候，大部分人家或多或少有点收入，他家竟然还倒欠生产队两元八角，听着会计公布的数字，我觉得不可思议。从阶级斗争理论上说，落户人家一定是雇农、贫农、下中农，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就是吃苦改造的，所以落户人家总是越穷越好。至于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贫下中农还是那么穷苦,那是另外一个不能讨论的问题。徐亚平同学几次偷偷跟我说他吃不饱，干活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如实报告给队长朱小汉,好心的队长与副队长商量后请示大队，更换房东。睡觉地方不变，一日三餐换到新房东家吃。新房东是老房东的哥哥，生产队副队长，客气大方；女儿在上海做工，每月回乡一次，生活条件在队里属于上乘。
同在四大队的新闻系女同学沈全梅一人在第七生产队，孤苦伶仃，一天听到有人高唱样板戏，才发现自己与隔壁生产队物理系的徐兆祥、徐绍顺为邻；物理系郑邑在第六生产队；王南虎在第五生产队。物理系女同学杨美贤在四大队最南边的第十生产队，程晖与其同队。在八大队，新闻系王锦园与数学系吴正明在第四生产队，吴正明家在奉贤,崇明生活结束就返回老家。新闻系女同学王胜利只身在八大队第九生产队，数学系的李新州与杨汝炳在十一生产队,汝炳对原本不是同一个系，又不在同一生产队的女同学王胜利长期体贴照顾,患难时代同甘共苦，同学友谊日久成情,最后结成良缘。在八大队的数学系陆永根同学,后来娶了房东的女儿,彻底融入了农民阶级队伍。
农闲季节或逢雨天没有农活，同学间你来我往串门子。这种插队落户形式造就了自由散漫的小农习气,上面规定每星期的休息日可以加在一起，于是一个月回上海休假三至四天,有人赖在上海多待几天也没有人来管你。那时连接崇明与市区的有两条航线，一条从吴淞口到崇明中部的堡镇，一条从十六铺抵崇明北部的南门港。我们一般乘坐往返南门港的渡轮。在每个月的来来回回中我常思不解的是，领袖早就指出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对青年知识分子再教育的重任为什么交付给本身需要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农民，而不是由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工人无产阶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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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那些到外地部队农场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崇明自由散漫的农家日子好比天堂；与真的在穷乡僻壤插队落户，与农民一样苦挣工分的中学生知青更不能比。即便与同在崇明岛,接纳数以万计的高、初中毕业生的新海、红星、长征、东风、长江、前进、前哨八大知青农场比较，生活的困难，纪律的严格，劳动的艰苦都不能相提并论。知青农工每月拿18元至24元工资，出工时间长。三夏三秋农忙季节更是“六点出八点归”，甚至通宵。那里有严格的连、排、班准军队编制管理，和“贫下中农宣传队”政治学习指导。
崇明农具：铁搭与阿钎
崇明是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农田里基本上看不到硬石头,所用农具与上海近郊略有不同。有一种长方形如一块板子的平底铁搭，不是猪八戒式的有齿铁耙，切土平整田里的引水、排水沟很方便。还有窄长的头上有弯月形利口的“阿钎”，用它开沟挖土就如切豆腐一般。铁搭平整土地，阿钎掘泥开沟。有时掘河底生污泥作肥料也使用阿钎，上下两人搭档，下面一个河底挖泥，上面一个用长柄木盘把河泥接住抛到岸上。
岛民的一项重任就是到长江边围垦冲积而成的荒地，社员叫做“挑岸”。崇明岛西北沿岸江水缓慢，泥沙沉积，淤涨起大小沙滩，每年各公社大队都会派人北上围垦，开管道整土地修明沟挖大河，挑泥筑坝截流，变河滩为良田。地处西北端新村乡的几万亩耕地，就是由江口、合作等几个公社的社员围垦而成的，之后有社员陆续移民过去，成立了新村人民公社。那时轮到“挑岸”，就要带铺盖离家集中住在江边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这些重量级的农活我都做过。
说实话，我们这些插队者“接受再教育”是假，凭良心干农活是真。队长对我们出工不出工没有要求，社员对我们是否卖力更不在乎。大学生多多少少给队里提供了无价劳动力，绝对不会与农民抢工分，夺口粮，生产队没有理由不欢迎。
一般农活对我来说不在话下，比较辛苦的还有两件，一是双季稻种早稻时节,天不亮起床赤脚下水田插秧，夜半天寒，有时水中还漂着薄冰,那种冷真是刺骨。再有就是盛夏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常常是天色已暗，八时已过,队里收工，饥肠辘辘回到家里，只见饭桌上空空如也，原来房东夫妇又到自留地干活了。“先公后私”，每家如此。我只好再拿起扁担，忍着饥饿，慢步走向自留地。也许因为本人比较肯干,得到了大队会计宋朝鸣，党支部书记高品元在会上的表扬。
粪坑、粪肥与粪船
农活中最脏的当然是与粪便打交道。那个时代人们的粪尿排泄物还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农家肥料,是农民的宝贝。化肥用得较少，主要是氨水，由公社配给供应。我曾经与队长一起推平板车到三江口镇上公社供销站运回十几瓮氨水。
生产队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粪坑，上海人称作茅坑，用以储存大小便。崇明农村的粪坑一般设立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我房东家的粪坑就在屋子与后面的竹林之间。也有人家将粪坑设在交通要道旁，一来为路人急需时提供便利，更重要的是能够多收集一些外来过客的农家之宝。本队黄家宅几户人家的茅坑就并排在丁字形路口。茅坑一般搭有防雨草棚，顶端、后方及左右有竹子茅草编的帘子，以遮羞及防止过多雨水进入坑内。茅坑上面安放有一个木头架子，叫做“坑郎（坑上）”，使用者可以安稳地坐在上面大小便，棚内没有草纸奢侈品，但挂有一束稻草，供过客善后。
一日收工较早，我回家走近黄家宅门口大路，只见一中年妇女端坐在茅坑上，西下斜阳下有几片光亮。我进退两难，正在低头慢慢移动脚步之时，只听见那中年女子开口与我打招呼:“小周收工啦”，原来是水芳姑娘的妈妈。我应声一下匆匆而过。事后想想人家落落大方坦坦荡荡，自己显得心有杂念，还要装作目不斜视。
在农村经常与又脏又臭的粪肥打交道,并不稀奇。只是崇明有两件事情比较特别。一曰“验粪”。每隔一段时间，生产队会将各家粪坑中的粪肥集中到生产队的集体大粪池中，或者直接施入大田。搬运粪肥之前需要由队长及德高望重的贫协主席对私家粪坑的粪肥质量做个评判，然后折合成工分记录在账上。同样一担两桶粪肥，稀稠不同，“含粪量”不同，粪桶口径不同，记下的工分也就不同。有些小心眼农户会将太多雨水河水或者草木灰倒进入粪坑稀释浓度，但难逃队长主席的火眼金睛。粪肥评级者检验粪肥质量时要将粪坑兜底搅动一番，我站在边上，只闻得已经发酵的粪肥恶臭无比，心中讨厌多此一举，尽管我知道这是保证公平的法定程序。
还有一个粪源就是公社从上海市区购买再运进岛内，据说还是配给的。一般都由水泥船长途运来，到达以后队里派人用粪桶一担一担转运到生产队的粪池里。队长称这是“黄埔水”，价钱很贵。粪水上面漂浮着橡胶套套，有农民捞出洗一洗给小孩玩；还听说有运粪船遇到风浪倾覆在长江波涛之中，心中说不出什么感受。
老崇明著名的有桥、庙、堡、浜四大镇,离我们居住点最近的大镇是庙镇。此外五小队边上还有一个仅仅半条街三家店的无名小镇，是我们收购计划外副食品的主要交易处。1969年底我的二姐生女儿，我连续几天蒙蒙亮起床到小镇上从农民手里收购鸡蛋，用钱买，用粮票换。最后在饼干桶中垫上砻糠防震，几十个鸡蛋装了满满一桶带往上海，供二姐做月子用，在那计划票证供应的年代，一箱鸡蛋足以令人羡慕。我还在小镇上购买置换过“崇明蟹”，休假时带往上海。镇上有一家小店供应老白酒，一斤粮票一斤半酒，四角几分一斤，比家中自酿的要凶一点。亚平的房东老队长爱酒，经常拉我陪饮，亚平的酒量不值得一提。大队会计宋朝鸣，是大队干部中专门联系我们一小队的，也是个酒罐，一听喝酒就眉开眼笑，我跟他在队长副队长家喝过多次。队长的父亲当过厨子，每次大队干部来喝酒都是他掌勺，他告诉我切肉丝的诀窍：横切牛肉，竖切鸡肉，斜切猪肉。同饮一壶酒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重要内容，醉得不分彼此，才是与农友打成一片的美好时光。
公社大队领导对我们还是比较照顾的，他们对于所收纳的这批大学毕业生应当采取什么政策一直没有搞清楚。后来每星期规定有半天可以不出工，到大队部聚会学习,实际上是自由活动，放假休息,或者与大队的文艺小分队的姑娘小伙们一起唱唱跳跳，排练节目。有一天下午在郑邑所在的六队开会学习，休息时玩跳马游戏，厉家骏在越过我的肩膀之时，两人没有配合好，致使家骏倒地手臂骨折，痛得脸色发白，队长叫来几个青年立即抬担架送县城医院。那晚风雨交加，半夜回来吃了郑邑房东煮的蒸糕，与郑邑在一个被窝过夜，由于受寒着凉，那晚起身拉肚子四次。离开崇明多年来未曾再见家骏，虽年代久远，还是心存愧疚。
虽是穷乡僻壤，天生丽质的美少女却不乏其人，让人心扉荡漾。物理系的徐兆祥不知何时开始喜欢上了房东女儿，不惜放下身段跟她加入文艺宣传小分队，经常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蹈，有情人后来的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姑娘水芳
1969年备战令下，上级号召家家村村挖防空洞。公社在某大队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参观了一个新挖成的可以容纳二十多人的防空洞。我跟着队长一起去开会，只见这个竹林防空洞顶部一米厚的土层全靠地面上的竹子根根相连支撑，队长说放个屁就可以把洞顶弹穿的，防什么空。
本生产队黄家宅有一姑娘年方十七,丹凤眼一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瓜子脸艳若桃花,这个娇媚的农家姑娘大名黄绥芳,会计名册上常常简写成水芳。一次中午饭后，她来到我的住处，认真邀请我观看他家挖好的防空洞,那天就她一人在家，防空洞修在厨房底下，足以容纳她家三口。绥芳的父亲是个木匠，基本上不在队里干活。在外面挣到的钱，大部分交给队里折算成工分，少部分自己留下。木匠手巧，防空洞内桌椅齐全，像模像样。水芳带我参观，一一介绍。在洞内近距离接触，我似乎明显地闻到了姑娘身上的体香。
还记得水芳有一件事故。不少年轻姑娘有一个习惯动作，喜欢随手将被风吹乱的额前头发往后捋一下。一次夏日工间休息，姑娘们聚在大树底下喝水乘凉，水芳依然习惯性地捋发，忘记手里拿的是锋利的镰刀。不小心将额头划出一条口子，顿时血流半面，立即送卫生站，好在伤口较浅，但在俏丽的脸上留下了伤疤，不得不故意用长留海遮住疤痕，我心中直呼可惜。
拷浜、抓鱼、吃杠棋
崇明的河道四通八达，小的叫沟，大的称河，直连长江。闷热的夏夜，有时打着手电在明沟边抓蟛蜞。每逢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闲着无事的小青年就会一起凑热闹“拷浜”。先请有经验者侦察好哪一段明沟有鱼可抓，然后在两头用木板竹筐烂泥筑上临时的栏水坝，小青年轮流出力用粪桶、水桶戽水出坝，待水基本涸干，便可下沟抓鱼摸虾。拷浜之后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选聚在一家烧菜煮鱼喝酒。
生产队有两大池塘为集体所有，养有不少白鱼、草鱼、鲢鱼、鲫鱼、青鱼，作为生产队的副业收入。在夏天，池塘是我洗澡游泳之处。每到冬天来临，就要将水抽干清理池塘，所抓之鱼，大部分卖掉，余下按价分鱼到户。最后一个环节是由年轻人赤脚下塘，手持阿钎一段段划开塘底的污泥，清除躲在河底的野生黑鱼，防止来年春天放入塘内的小鱼苗被黑鱼吃掉。按照习俗，最后赤脚下塘者每人可以免费得到一条鱼。我也是自告奋勇的赤脚下塘者，队长给了我一条一斤多的白鱼，我推辞不了收下交给房东妈妈，想来想去还是给了会计几角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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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队规，池塘内及周边的鱼都属于生产队，白天上工时候每个社员抓到的鱼统统缴归队里所有。待这一天队长宣布收工以后，才容许个人自由下塘去捡漏网之鱼。那天傍晚，亚平神色凝重地拉我到他的房东老队长家的厨房里，看到满满一小缸活崩乱跳的鲫鱼，显然这是队里收工以后捡来的，但通常捡漏者是捡不到这么多鱼的。原来老队长在白天上工集体抓鱼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隐秘的鱼洞，随意用水草遮住，收工后再独自私抓。老队长此举明显违反规矩。我满腔正义向队长报告此事，队长说他早已知道。第二天凌晨我还未起床，老队长就登门问罪，气呼呼隔着帐子责问，小周我平时待你不错，为啥你为了几条鱼与我过不去？我自知理亏无言以对，江湖上本来友情为重，义字当先。
回顾岛国生活不能不提“吃扛棋”。“吃扛棋”是按照崇明话发音的写法，没有语文根据。指的是一批人聚在一起集体出钱买羊买酒，自己动手宰杀煮烧大吃一顿。在雨天做不成农活，或者农闲季节，一旦有人提议“吃扛棋”，大家就会一致响应欢快雀跃。我在某一冬日与本队一群社员吃过一次。一般都是男人参加，帮厨的妇女不上桌子。酒桌上无论穷富，不分阶级，没有官职，都是吃客。这是一种精打细算的穷人的盛宴。下午从邻队拉来几十斤重一头白山羊（当地人又称胡羊，据说崇明白山羊还是有点名气的），大约三、四十元吧，一群饿汉在队长家里，七手八脚，分工合作，屠宰、剥皮、褪毛，烧火、浇水，开膛破肚，煮炒炸煎。褪下的羊毛到镇上供销社可以卖几块钱，最好部位的羊肉卖给外队富裕人家，又省下几块钱。再到镇上小店家凭粮票买来老白酒。忙碌了几个小时，锅里的红烧羊肉香气扑鼻,盆里的白切羊肉令人嘴馋，内脏杂碎加上刚从田里摘下的青菜和家腌的咸菜，煮成一大锅。大家围桌而坐，大碗大盆狼吞虎咽，个个吃得浑身冒气，人人都是英雄好汉。风卷残云，老酒咪咪，乱话讲讲，牢骚发发，指点江山。在满屋肉味、膻味、汗味和酒味之中，大家忘掉了寒风，忘掉了劳累，忘掉了苦痛。队里朱家宅二青年，算是富农家庭成分，平时开会从不发言，与人很少交往，只有在吃杠棋那晚，我才看到他们从未有过的生龙活虎，真情显露的青春焕发。酒饱饭足，会计最后一结算，摊到每人头上不过一块几角钱。
蛇的故事
我不算胆小,但是看到蛇还是有点怕。有时在水田干活,突然一条蛇从脚下游过,吓了一大跳,还要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
生产队里各个社员的基本工分依据力气大小，农活技术高低评定，最高一天十分。女社员基本工分比男社员低，最高一天八分。队里有一壮汉,名叫强伯，是有名的十工分强劳动力,生产队贫协主席。此人力大胆大，什么都不怕只怕老鼠，据说有一次看到一只小老鼠，浑身直冒冷汗。一天早晨天色微明,强伯在灶头洗刷锅子,伸手抓起锅台上黑糊糊的抹布,不料抓到的竟是爬上灶头取暖的一条盘着的蛇。
队长朱小汉的弟弟朱汉明是复员军人，在县城邮局工作，一般星期天才回来。弟兄两家合住一栋砖房。崇明农家普遍使用马桶,每天会将洗刷好的马桶放在外面晾晒。某日傍晚，队长弟媳妇将在外面晾干的马桶拎回家放在床头,但无论怎样都放不平，她好生奇怪,蹲下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蛇盘踞在床前木头地板上。队长弟媳妇顿时花容失色,大叫一声。队长闻声赶来,把蛇装进麻袋抓走。
一天夜晚我刚刚上床,只听到屋梁上有麻雀在叽叽喳喳尖叫,又听到啪搭一声闷响。我隔着帐子用手电筒照看,只见一条花蛇掉在我床边地上，一动也不动,好像跌昏了。我连忙向房东妈妈求救,妈妈提着棍子过来,蛇已经不见踪影。还好在农村居住，一年四季床上都挂帐子。
“一打三反”学习班
崇明生活的一年半，全国文化大革命如日中天，包括“九大”召开。小岛不是世外桃源，但它犹如疾风暴雨中一个比较宁静的田园。阶级斗争被淡化，老九们多多少少避开了政治运动的刀光剑影。有些同学夹着砖头一般厚的书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家家户户挂着的舌簧喇叭每天晚上播送重要文章和样板戏。虽然有时白天也会停工在打谷场上开大会忆苦思甜读报纸喊口号，但基本上没有口诛笔伐批斗游街。政治狂潮从北京涌向上海，再沿着长江水推进到这个小岛，势能消减，兴不起什么浪花。1969年冬季我们被“落实政策”，抽调到公社机关，吃住都在公社所在地三江口镇上,由公社团委女书记带领我们，有时做会议记录，有时搞材料整理。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汇成“一打三反”运动。遇罗克就是这一年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的。那时复旦大学主要是清理“胡守均反革命集团”,派工宣队来崇明主持“一打三反”学习班，也算是给我们再分配前的又一次政治审查。学习班在地处县城内的崇明县卫生学校中举办，该校校舍本是古代学宫建筑，我们一棒子人集中居住大殿里，上下铺双人床。于是又结识了中文系、化学系、哲学系的“插兄”。新闻系化学系同学编在一个学习小组，有一热情活跃分子叫李华立。好在岛兄们与胡守钧没有干系，仅仅哲学系一人斗私批修。工宣队走过场，我们惦记着分配方案。
离开崇明孤岛，大家各奔东西，拿着介绍信到各个区教育局报到。就我记得的，徐亚平到静安区海防中学，我们经常往来，我把中学年代老朋友介绍给亚平的姐姐,组成了家庭。李新洲到杨浦区东升中学，我到市东中学。沈全梅到静安区教师进修学院，多年后转到《青年报》任职，王胜利到扬州中学，后来回上海电视台做贡献。王锦园到黄浦区培光中学,程晖到浦明中学。之后我曾经回崇明探望房东乡亲，带去了他们喜欢的用红纸包的长条云片糕。
岛民的喜剧与悲剧
文革结束中国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个人命运也有值得回味的故事。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制度，给不甘心在中学教师岗位上消磨时光的崇明“插兄”开启了新的希望之门。在崇明一起镀过泥的原数学系的李新洲、陈纪修，原物理系的沈维滇，原新闻系的王锦园与我，投考研究生重聚复旦校园十号楼。研究生毕业，全部留校任教，有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各自专业领域里努力。陈纪修成为复旦大学优秀教师，李新洲任华东理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沈维滇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王锦园担任复旦副教务长，书写“后崇明时代”历史。
这个世界离不开悲剧，一位前岛民的悲惨故事发生在离开小岛之后。某君与我三年高中同班，五年大学同班，两年崇明同大队，前后相识十年，这种同学关系属于稀有。此君七十年代在黄浦区洋泾中学担任教师期间，被工宣队查获，“屈打成招”，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黄浦区军管组”以“奸淫女学生”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老同学认为自己的事情是在“谈恋爱”的“男女关系”，出狱后不断鸣冤叫屈上告申诉几十年，有一份诉状送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龚学平。我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该同学的冤情。直至2008年，朱华布、王胜利等大学同班同学还为此同学伸出援手，帮助申诉，我也参与其中。可惜官方一直未给此案平反纠错，朱华布不得不宣布翻案无望，申诉结束。这位老同学的遭遇可说是崇明复旦兄弟中最惨的一个，可怜可惜可痛可悲。根据对案情的仔细了解，我觉得纵然当事人有错，抑或有罪，但绝对罪不至此，要服刑十年。疯狂年代造就各种冤案，多少人不得不终身吞下苦果；历史真相如何，并非总会大白。我最后只能无奈地劝慰老同学：如果与案发十年后的“严打”相比，你还算是幸运的。当年陕西女子举办家庭舞会被判死刑，四川小伙与人打赌当街强吻女子被枪毙，冤得更加厉害。
（2021年6月—2024年5月。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王锦园、王胜利、沈全梅、陈桂兰同学的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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