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记得在秋天的那个黄昏里，从窗子外徐徐吹进来的，是暖和的晚风，老年戴西坐在用旧了的绿窗帘前，用手指轻轻把空气划向自己，她仰起脸来，半闭着眼睛，很享受地说：“你闻到空气里的桂花香吗？这样甜蜜的香气。”——《上海的金枝玉叶》
戴西是谁？
她的中文名叫做郭婉莹，是上海永安百货的四小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小姐，却屡经风雨跌入绝境，失去正常人的生活，失去丈夫，失去家庭.....
但任凭命运一次有一次轻薄，她却始终活得优雅而高贵。
她用一生的传奇，向世人展示了女人应有的活法。
把苦难的生活活出诗意，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
迟暮依旧美人，末路仍是贵族。
郭婉莹出生1909年，其父亲是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创办人，从小锦衣玉食，因为姐妹中排行第四，人们都喊一声“郭四小姐”。
1920年，郭婉莹进入中西女塾读书，在这所宋庆龄和宋美龄同样就读的学校里，郭婉莹不仅成绩优越，而且成长得越发优雅得体，追求者更是无数。
小时候的郭婉莹
从中西女塾毕业后，她想要出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家里的严厉拒绝。
郭婉莹的父亲认为女孩子多读书无用，早嫁人才是正经的事。
在父亲的要求和安排下，她不得不与一个从未了解的富家子弟订了婚。
和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结婚，生儿育女，从此过上顺遂无忧的生活，这是当时很多富家小姐所作出的选择。
然而郭婉莹却不愿意将就，更不愿意就这样依靠男人过完自己的后半生。
于是，毅然决然解除婚约，选择继续读书。
然而不想这个决定却惹恼了富家子弟，他找到郭婉莹，举枪对准她，要求她和他结婚。
生死面前，郭婉莹没有半分怯意。
她对着男子冷静：“你不杀我，我不愿意和你结婚，你要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因为我再也不能和你结婚了。”
男子又以自杀威胁，郭婉莹依然平静：“现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这样一个人结婚，要是你杀了你自己，你就永远不能结婚，连整个生活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第一个婚约，离开了在三十年代循规蹈矩的温顺富家女中流行的故事。
独自奔赴北平，考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
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拼才华，说得大概就是郭婉莹这样的人。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出生名门，学识丰富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把任何一个人放在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里，大概都能风姿绰约，举止优雅。
然而真正感动我的却是接下来的故事。
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郭婉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吴毓骧。
两位青年一见如故，吴毓骧的有趣和才华打动了郭婉莹，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1934年，25岁的郭婉莹遵循自己的内心嫁给了吴毓骧。
在外人看来，两人男才女貌，堪称一对璧人，然而婚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样貌才华均出众的吴毓骧爱妻子，懂情趣，却是个不满足过居家生活的人。
这个生性风流的男人，婚后却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和一位寡妇纠缠不清。
1943年，郭婉莹第一孩子出生时，在医院难产两天生不出来，吴毓骧没有出现；郭婉莹因为肺炎在家静养，吴毓骧在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
面对丈夫对家庭的不负责任，郭婉莹没有像个泼妇一样去折腾，她的骨子里始终保持着贵族的优雅。
40年代一个晚上，吴毓骧夜宿寡妇家，郭婉莹平静地前往将丈夫领回来，没有大吵大闹，而丈夫此后也再也未见过那个人。
婚姻的挫败并没有让郭婉莹一蹶不振，她也从没想过让感情的事情主宰自己全部的人生。
无论何时，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即使结婚，也要活得漂亮。
她和朋友合开了“锦霓”服装店，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用中国的原料设计合适都会妇女穿的长礼服。
虽然曾接受西式教育，但从中西女塾毕业后，郭婉莹终身只穿中式衣服，众身保持中国发髻。
她创立锦霓也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服装的美。
然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每个人都注定要面临重重磨难。
在锦霓生意最好的时候，日本人燃起的战火逼近了上海，锦霓被迫关门。
不久，丈夫的工厂也被炸了，郭婉莹和吴毓骧的生活遭逢巨变。
失业后吴毓骧一心想要迅速致富，于是总寻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却缺乏应有的商业意识。
开酒厂失败，与人合夥做生意同样失败...
1939年，丈夫已经赚不到足够的钱交房租，郭婉莹不得不带着全家住进了娘家；1941年，郭婉莹再次出去找工作补贴家用。
那个时候上海的上层圈子里都在议论，骄傲的郭四小姐千挑万选，还是嫁错了人，落得自己出去抛头露面，然而外界的议论从来没有扰乱过她的生活。
“一个女子能靠自己的工作赚钱，总比寄生要光荣。自己什么都能做。才是值得夸耀的。”
郭婉莹一家四口
抗战胜利后，经历过战争混乱的郭婉莹一家，在和平的年代终于放松下来。
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丈夫的生意渐渐有所起色，郭婉莹也凭藉流利的英语成为公司的英文秘书，一切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走去。
但命运却开始露出了更加狰狞的一面。
1957年，郭婉莹48岁。命运的风暴突然袭来，猝不及防将她打入深渊。
先是丈夫吴毓骧被“划右”，关进了监狱；自己也被送到“资本家学习班”去学习，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大小姐被迫学着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小石，送去修路用。
经常是满手的血泡，动则就血肉模糊，但当时的郭婉莹不知道，这才只是个开始。
不久，她又被要求去农场喂猪。
每天5点起床赶路，晚上10点之后才能上路回家。
一天晚上她太累了在公交车上睡着，再下车已经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那时已是深夜，近50岁的郭婉莹孤身穿梭在陌生的街道，一步一步摸索回到了家中。
生活的苦难从来没有让这个女子屈服过，不管在此刻，还是在未来。
冬天郭婉莹被派去码头仓库里，去剥大白菜被冻坏的菜皮。
每天结束工作后，两只手已经完全冻僵，久而久之，十个手指开始变形僵硬。
曾经弹钢琴的手如今却再也无法弹奏出一曲流畅完整的曲子，对此，郭婉莹没有咒骂，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谢谢天，我并没有觉得很痛，我只是手指不再灵活了。”
只是后来每次拍照时，她总习惯把手背在身后。
从不会将苦痛彰显于人前，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郭婉莹一生的坚持。
1961年，吴毓骧在监狱去世。
郭婉莹带着儿子一起去了监狱，见丈夫最后一面后，又一手操持了丈夫的后事，不管内心多么悲痛，她没有在人前流一滴眼泪。
丧夫之痛，农场劳动的劳累，受人歧视迫击的警觉与不安...
要是你以为这已经是戴西最黑暗的时刻，那就错了。
前面还有更艰难的日子在等着她，在那些日子里，她那骄傲的心，却像火把一样明亮。
一个女人，有多柔软，就有多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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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郭婉莹在公交月票上的报名照上，从前的华丽、美貌和此后经历的所有煎熬，都变成了沉静。
1963年，54岁的郭婉莹被送到青浦乡下去挖鱼塘，双手双肩全是伤痕累累，住在鸭棚中。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
在挖了几个鱼塘后，她又迎来了抄家和彻底的清卖，还被告知需要替代丈夫向国家偿还14万人民币。
已是退休年纪的郭婉莹，没有资格休息。
因为英语很好，她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郭婉莹教英语很好，受到学生欢迎的同时却引来了同行的嫉妒，嫉妒导致怨毒，怨毒滋生流言。
一些老师开始编排各种谣言来诋毁郭婉莹，那个年代，这带给她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学校因此甚至还召开了专门谴责郭婉莹罪行的大会。
被批评，被辱骂，被斥责，甚至被殴打，成为郭婉莹的习以为常。
在那恶意滔天的环境下，她尽量调和尖锐的冲突，不让生活失控，不让自己被打败。
但很快，一场最大的风暴来临了。
1966年，文革开始。
郭婉莹和孩子被扫地出门，正值冬天却连御寒的衣服都带不齐。
童年的她居住在豪华的别墅中，而现在却只能和孩子挤在一间只有6平方公尺(1.8坪)，屋顶有漏洞的房间里，冬天起床时，经常脸上结着冰霜。
1967年，郭家墓地被捣毁，郭婉莹父母和丈夫的棺木骨灰全都不知去向。
没等她找回亲人的骨灰，磨难再一次降临到她的头上。
先是被派去卖西瓜、桃子和鸡蛋，后来又被下放到与外界隔绝到祟明岛上刷马桶清洗厕所。
把装满了屎尿的木桶从大洞里拔出来，送到粪池里去倒干净，然后再将它们抬到河里去洗干净。
在当时，清洗厕所意味着惩罚和侮辱，清洗厕所的人，没人帮助，没人同情，全要靠自己。
并且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可以随便欺辱她，在那个远离人群的小岛上，没有一分钟，没有一个角落，郭婉莹可以放松自己。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有人以为这下子郭婉莹应该被打垮了，然而命运如刀，她依然坦然领教。
命运从不肯压垮她的脊梁，回忆那段往事时，她的脸上没有怨恨，没有痛苦，只有平静安宁：“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我们想像的要坚强得多。”
福楼拜有句名言：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这句话用来形容郭婉莹再合适不过。
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让冷酷的命运窃喜；命运既然来凌辱，就用处之泰然的态度予以报复。
无论生活多么痛苦，无论遭遇什么，始终努力认真的生活，在困苦的生活也可以开出花来。
被扫地出门后，在贫民窟的煤球炉子上，她用完全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做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没有微波炉，她就用铁丝烤吐司；没有茶具，用搪瓷缸子，她也可以享受一顿美好的下午茶；
只能吃8分钱阳春面时，她却觉得很美好，“阳春面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会儿，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即使打扫厕所，她也要把自己收拾整洁干净...
她很喜欢《波丽安娜》这本书，并常常用书中的话告诉自己的孩子：“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得多。”
而她也是这样做到的。
“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即使生活在阴沟里，依然可以仰望星空。
1971年，郭婉莹终于得以从崇明农场回来。
她以柔软的身躯赢了那场狂风暴雨。
1976年，67岁的郭婉莹和多年的好友汪孟立走在了一起。
那个男人和风趣的吴毓骧完全不同，很古板也不浪漫，却总是不动声色的帮助困境中的郭婉莹。
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的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结婚后，郭婉莹和汪孟立常常一起出去旅行。
磨难过后似乎终于迎来了新生，但这任丈夫却并没有陪郭婉莹到最后。
4年后，汪孟立被发现得了癌症，郭婉莹开始奔波于医院，却还是在两年后，不得不与丈夫说再见。
那以后，郭婉莹再次独立生活，直到去世。
第二任丈夫死后，定居在国外的孩子想让她去国外，她拒绝了：“因为我是中国人，这里是我的家”。
孩子想回国照顾她，她同样拒绝了：“我的孩子和我之间，没有一定要什么什么的。他们并不应该要照顾我，我从来不这么认为。要是他们想来照顾我，这是因为他们的爱，而不是他们的责任。”
她从来那么坚强那么独立，不愿意去麻烦任何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写道：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
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文革结束后，美国一档节目来到中国，想要采访郭婉莹，希望藉她的口说出自己在中国大陆经受的磨难。然而这场采访最后不欢而散，郭婉莹后来说道：“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很少说起自己的苦难，也没有被过去所困住。
在生活归于平静后，郭婉莹选择开始自己人生新的行程。
68岁那年，她进入上海矽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
“我在工作着”，郭婉莹这样说道。
除了去研究所，她还在家里收了一些学生。
有的是为了考大学，有的是为了出国留学。
一直延续到生命最后一个夏天，这份教学都没有停止过。
郭婉莹和自己的学生
在上海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后，郭婉莹又被请到谘询公司，作为商务信函顾问，从她的手里，开始出现了标准的商务信件。
人们不再喊她“郭四小姐”，所有人都叫她“郭老师”，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她还与澳大利亚的商务领事一起办了上海当时仅有的一份信息交流双周英文小报《English Letters》。
然后，澳大利亚在上海的商务渐渐顺利发展起来。
她用自己的方式，去回馈这个曾经给她带来无数伤害的社会。
年纪让她不复貌美年轻，但从未带走她的精致和优雅，郭婉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讲究。
有作者后来叙述与她的见面时，这样说道：“那天她的头发如雪，穿着天蓝色的毛衣，还是很美的一个人。”
“她在八十六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一起出去吃饭，只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就感到情形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直到去世，她都是一个精致的女子。
散步时穿着平跟的黑色鹿皮短靴子，笔直着背，慢而风雅地走在树影子里。
经历半世浮沉，她的笑容却永远干净温和，没有任何戾气与哀怨。
“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
她喜欢花，年老的时候，有人带花来看郭婉莹，她轻轻用手抚摸正在盛开的白色玫瑰，脸上是温柔的笑：“我总是喜欢花的，一辈子都喜欢。”
她喜欢上海安静的弄堂，被绿树环抱，在秋天时，有隐约的桂花的香气传来。
生于乱世，经历了锦衣玉食的童年，经历了对爱情的失望，经历了独自度过的难产之日夜，经历了十年文革，经历了两任丈夫相继辞世，经历了一个富家子女在大时代中动荡起伏的漫长人生。
她心中却始终保留着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有人的高贵浮于表面，而郭婉莹则把高贵融入进骨子里。
回忆往昔，她的眉目之间尽是包容和平静。
她说：“要是没有......我是不会吃什么苦，可是，我也永远不知道我能吃什么苦，我有多大的力量。现在，我可以说，我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生活，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
一个人是有多背运才把人间的地狱都走了个遍，一个人又该有多勇敢才能熬过所有的苦难后还谈笑风生感慨这是生命最好的馈赠。
1998，九十岁的郭婉莹平静安详的闭上了双眼。
那是一个平常的初秋黄昏，窗外似乎还有隐约的桂花香，直到最后，她都是优雅的。
而她曾在生前签署志愿书，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的红十字会，不求任何报偿，并且不留骨灰。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这是郭婉莹的挽联，也是她一生最好的诠释。
顾城诗里说：“人可以生如蚁，而美如神。”
命途多舛，世事无常，愿你如她一般即使经历风浪依然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任命运一次又一次轻薄却活得高贵，任生活大起大落，依然温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