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充满政治图谋的“儒家复兴”说成改邪归正，只能说马前总统对儒教和“大陆现状”相当天真？
中国重视儒学是改邪归正，还是邪上加邪？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在孔子诞辰发文，批评蔡政府年年缺席祭孔、教育搞去中国化，又说中国近30年“改邪归正”，重视儒学。在这个语境下，究竟是儒教还是儒学，有非常不一样的意义。如果是“儒教”，根据“政教分离”原则，政府是维护宗教自由的制度，而不应该是宗教的参加者。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在现实政治中往往并不是非黑即白。例如有大量基督徒人口的美国，基督教经常获得独厚。例如美国国会协助举办的“早餐祈祷会”，战后每一个总统包括现在的川普都会出席，“上帝”也经常在国家仪轨中出现。不过说到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还是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设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儒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理应获得保护，不过作为制度的政权不参与(但也不否定)，理应视作进步。
民间还是可以有儒学、有儒者，但儒教不应获得政权优待和加持。政府不去加持儒教，不等于批儒反儒，只是做回中立者的角色。今时今日还存在孔子后代世袭的奉祀官，本来就已经是优容；至于如果不是儒教，而是儒学，那也是一种研究和学问而已，更不应违背现代的政治原则。
对现代性的抵抗
当然，这个问题的内层，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反祖张力”，即“对现代性的抵抗”。从政者通过“政府应否奉孔”的问题，讨论的其实是“谁能代表中国”的问题，这个题旨其实是“谁能代表人民”的反题。中共在毛泽东时期认为孔子是“封建落后”的代表，只是一个草人，事实上儒学的流行，并不在封建(周)时期，在封建时期最流行的学问是墨家和讲求个性解放的杨朱学说。《孟子·滕文公篇》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这是孔门弟子都承认的。
儒学被订为“国教”，与政权结合，成为儒教，是在汉武帝时期，那是一个中原政权由相对松散的封建形态(存在中央、郡国和侯王国)，转变为中央集权的阶段。对外(例如匈奴、韩半岛)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和托殖阶段。汉武帝的儒教，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前者其实是对帝国制度的合法性论述，也就是说为甚么帝国为甚么有权力扩张？包括攻打其他民族，以及内部加强中央和皇帝的权力？董仲舒的那一套注解，是“为君父及帝国辩护”，包括“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类君权神授的思想、将君权父权王权共冶一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获得政权推广。也就是说，天下是一个的，而天将统治权授予天子，只有天能过问，实际上就是暗示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节制，那个授权过程是神秘的。
余英时说那是“制度性的儒家”，但我们不妨脱离“甚么才是真正的儒家”，好去探究“实存的儒教”。这套关于帝国扩张和存在合法性的护教学，其实才是儒教纲常的核心。因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最终是一个一层一层往上臣服的金字塔，而金字塔的顶点必然是集“君、父”于一身的皇帝。而现代不是这样讲的，现代不是讲神权，也不是讲王权，而是讲民权。政府的权力是否合法，在于被统治者是否同意。
“民国”已不承认儒教核心的政治护教学
弥尔(J.S.Mill)认为“政府的问题该由被统治者决定”，洛克(Locke)说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无形的契约，并没有天经地义的统治关系。但儒教是说谁代表那个沉默的天，以及谁获得之前那个代理人的权力(道统)。可以判定中国传统在人类政治哲学的系谱中，并未进入现代，因为中国传统认为，不管是凭事功(战争)还是德性(个人品德或者行仁政)，政权合法性(道统)的构成，主要都不是看人民，神秘的天和道统还是更重要。
人民是被想像成物，是被动接受统治的。“外圣内王”的观念，是希望在不用建立实际组织力、社会肌理甚至民众同意的情况下，以道德自律性建立一个超大而勉强团结的帝国。而位于帝国顶点的皇帝，也同样是依靠道德自律，因而无法可治。民国的建国先贤要发起革命，建立“民国”，已经是不承认两千年来儒教核心的政治护教学。
在关于中国道统的问题上，由国际关系紧张的北宋开始，就有了理论化的讨论。例如《春秋》讲“君子位居正，王者大一统”，在欧阳修开始被视为两个系统，也就是说一个王朝是否“合法”，可以看“正”(得位是否正，治理是否得当)和“统”(疆域是否够大)两点。而孰轻孰重，儒生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多数认为，如果没有正，那有统也是好的；但如果没有“统”，有“正”也没用。
所以一般儒生爱骂的秦，宋代学者多数是承认的，因为它满足了宋人希望“吞并天下”、“天下太平”的心理需要；有时一些暴政，也认为是有合法性的，因为“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但说来说去，这都只是国土和极少数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问题，人民在帝国的宇宙中始终没有位置。帝国和共和国的分别在于这里。
马英九对“大陆现状”相当天真
而在当代竞争儒教大祭司地位的行为，自然是在争夺这个不涉及人民意愿的道统宇宙观。我(党)为甚么有权统治？因为我是继承了前代。那比起人民的支持来得重要。这是不是共和国的心态呢？当然就像以前的清帝国中也可以有共和主义者一样，共和国之中也可以有帝国主义者。谁能代表中国，谁就有统治权，即使是暴政也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马英九提到中国最近“重视儒家”，那个究竟是甚么儒家呢？他们流行的儒学，是“政治儒学”，来自中国学者蒋庆在1999年的一个学界宣言，后来成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他将儒学分为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前者只能解决个人问题，后者却是用来建构社会关系，他一边捧打港台那种试图附合西方现代性的“心性儒学”，一边提出中国要建立“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体制，并主张“中国人”应该扬弃对西方政治模式的追逐，“回到王道”。不知道马英九赞扬的“中国重新重视儒家”，是否包括这种对现代性民主政治的扬弃？
更有趣的是，在政治儒学“天地人”兼“大一统”的视野中，并不会有民主的中华民国的位置，因为当代政治儒教的辩护对象，必然是中共拥有的中国，一个积极改变现状的复兴中的帝国。这恰恰是儒教要在中共中国在“新帝国主义年代”参上一脚的“政治指导转向”，孔子学院用来做情报中心那些，肤浅地将儒教稀释为“和谐，尊君”的那类，就更不用说了。将中国充满政治图谋的“儒家复兴”说成改邪归正，只能说马前总统对儒教和“大陆现状”相当天真？
※作者为香港青年评论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