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四中67届初二毕业生，曾亲身经历了文革期间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从1966年6月13日开始停课闹革命到1969年1月中我们离校赴陕西延长县插队这段历史并不长，但是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要说是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也可说是亘古未有。如果用最简洁的话总结就是：疯狂、迷乱、变态。它给人的肉体和精神上带来最极致的摧残，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扭曲人性和颠倒黑白方面远远超过了独裁专制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其综合性的伤害指数是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无法达到的。
说实话，现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早已是汗牛充栋，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我作为一名亲历者，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而是置身局外的一名“逍遥派分子”，这种人虽然不在多数，但毕竟是自成“一派”，所以研究和观察文革史，不能忽略这些“无所作为”的人。他们虽然相对超脱，似乎对如火如荼的运动很少过问，但是这些人有其自己的思想活动，甚至是价值取向，他们可以说是一批单纯、迷茫、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同那些狂热整人和遭遇迫害的人相比，我们这些人既没有作恶也没有受到过多的伤害，面对各种恶行和不公，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就像是海边的沙子，在汹涌澎湃的运动中随波逐流。
作为一名典型的“逍遥派分子”，我希望借此机会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和想法告诉大家。这些事情有些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甚至是无聊，但它们毕竟是那个特殊年代诸多事变中的一些小插曲，即使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但读来还是颇有意思的。我根据自己的记忆所记录的事情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连贯，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片段只能是对于那个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补充和丰富。
其实我成为一名“逍遥派”是没有什么原因的，也许是和小时的家教有关。记得从小学时起，父亲就不断地给我灌输“当一名科学家”的思想，不知他是为了我的名利，还是为了更理想化的目标——为祖国做贡献，反正没有进一步说明是为了什么，好像只是一种直觉而已。此外为了励志，还总讲些拿破仑怎样与士兵一起吃黑面包，达尔文怎么吃虫子，甚至毛泽东如何故意去山上淋大雨（也不知他从何处听来的）。他似乎只知道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于是这些观念逐渐在我脑子里扎根，成为日后指导我行为的方针。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他的设想在发展。我从小学里的拔尖生，顺利考入四中，这似乎更加坚定了父亲乃至我的信念，脑子里除了学习知识，树立理想，策划玩耍之外，好像从没有想过别的东西。记得我那时在班里是有名的淘气鬼，学习成绩排名中偏下，但恶作剧却接连不断，以至于老师几次将我调换座位，试图让优秀的班干部“管住”我，但他们不是被我争取过来一起恶作剧，就是被我气得哭鼻子，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怎么会把一个大小伙子气哭。这种不安分还反映在学习上，虽然成绩一般般，却经常给老师教学提意见，提出各种改进的建议，的确是令老师头疼的人物。
这种状况被突如其来的革命打乱了。1966年文革一来，学校顿时乱了套。开始几天还能凑合上课，随着运动深入，大字报、揭批反动老师，导致6月13日宣布正式停课闹革命。此时大多数老师受到冲击，人人自危。学生们则成帮结伙成立各种组织，除了一些“正规军”外，还有许多起哄架秧子的，比如二、三个人也打出什么“独立大队”，“穷哥们战斗队”，“找挨骂战斗队”之类怪异的旗号，生怕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似乎有一种唯“天下大乱方显出英雄本色”的劲头。学生和老师，老师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随意挑起斗争和批判，完全无需事实和证据。很明显，许多人出于求生本能，只好是“先下手为强”，像疯狗一样乱咬一气，因为这样才更安全。学校里，尤其是教研组那个院子里，墙上和窗户上贴满了大字报，树上是各种标语。教室里整天空空荡荡，没人去上课。越是资格老的教师受到的冲击越大，因为他们的历史中，多多少少都能够找出一些“问题”，然后无限放大歪曲，最后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比如强调学习成绩、偶尔对某事的消极评论、甚至玩笑话和个人的家庭生活都能够成为“罪过”，加以批判。我的班主任王行国老师当时是中年教师，是50年代四中留校的优秀生，曾参加过一些运动。他一生教授政治思想课，虽说没有那么“左”，但都是教给学生要有政治觉悟，有理想，有道德，居然也成了反动教师，挨斗和被强迫劳动改造，受尽屈辱和折磨。我班另一位老师唐琳，由于年轻，资历短，又是来自部队，所以受到的冲击小一些，好像有几个学生写大字报攻击她“白专道路”，弄得她也整天灰溜溜，战战兢兢的。
8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带头成立红卫兵后，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我班同学中也自动分出了几类人，出身革命干部（按现在标准应该是局级以上）家庭和革命军人家庭的自然而然成为红卫兵，那些出身工农（其实四中非常之少）家庭的虽然也入了红卫兵，但似乎低他们一等。剩下的约占总数二分之一多些，都是一般国家干部，小职员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这些人中有些人的狂热不亚于那些干部子弟，竭尽全力争取加入红卫兵，好像比入党还要光荣，有些小混混为了搞到那么一个红袖标，不惜做个“冒牌货”，在那里招摇，如不能如愿，则积极跟在那些人后跑龙套。还有少数几个出身不好的，比如“小业主”，“历史有污点的人”（比如家长当过右派或是受过劳动改造），他们或是被斗争，或是被遣返回原籍，驱逐出北京。
我作为不爱学习的分子，一旦停课，顿觉一身轻松，无拘无束。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对于那些“揭发材料”毫无兴趣。偶尔溜上几眼，也觉得是无稽之谈，胡说八道。于是整天在校园子里转悠。四中的校园子很大，树木又多，有些地方十分荒凉，这倒成了我的乐园。我平时酷爱玩弹弓子，经常和班上几个好友切磋制作工艺和射击技巧。还从街道上捡回胶泥，自己动手制作弹丸，那浑圆标准的泥丸，能保证在击中目标前绝不会偏离弹道，我虽然做不到“百步穿杨”，最后还是练就十有八九能够在30米开外击中一个电灯泡的本事，也不知有多少可爱美丽的小鸟成为我的“弹下鬼”，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造孽啊！
进入7月，随着酷暑来临，校内斗争也日益白热化。学生们已不满足于大字报声讨和揭发，有人开始采取暴力斗争的形式。那些老年和中年教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被斗争，就更不用说那几位校领导了，他们往往会成为斗争任何人的斗争会的“陪斗”。有时还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荒谬事，比如当大家围住某位“反动分子”高呼口号，奋力批判时，参加者中忽然会有人发声喊：“把×××也揪出来！”于是某人便会莫名其妙地被几个煽动起来的人扭住，推上台去，被按在那里批斗，露出一脸的惊恐和不解。此时完全不需要解释原因和陈述“反动事实”，随便扣上一个帽子便可以，从来没有任何人去质疑它的真假。人们的良知和判断能力似乎已完全被狂热的信念所麻木，会真心实意地去相信这就是个坏蛋，毫无保留地去斗争这个平日无冤无仇的同事或朋友。分析这其中的原因，这种挑拨的人也许是与被斗的人有昔日过节，不能排除“公报私仇”的嫌疑，也许是想用“先发制人”的方法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保护自己。总之他们的目的都完全没有正义性可言。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神奇之处，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性中“恶”的一面。各种斗争会在校级、年级和班级全面展开，有时几个学生一合计就可以把某某斗争一气。在学校有组织的斗争会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校务主任屈大同的斗争会。记得那天上台陪斗的还有几位校领导，其中只有屈大同在做完“自我批判”后，和台下的群众一起高呼：“打倒屈大同！”那副超脱的样子好像是在斗争别人！这也许是自保的本能？这让我想到一些人在受到红卫兵暴打时，他们会高呼“毛主席万岁”，以为可以自保，而且越是被打得狠，呼声越高，那些鞭子木棍就像是鼓槌，而他们的肉体就像是鼓面。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施暴者纯粹是受伟大领袖的指使来动手，而伟大领袖却还要受到“山呼万岁”的待遇！是这些人有自虐倾向吗？还是这种政治运动已使他们的人格发生了可怕的扭曲？
斗争老师的高潮发生在8月4日。那天上午有大约二十几位校长老师被学生们押到操场上，沿着400米跑道游走示众。为首的是校长杨滨，后面跟随的是刘铁岭、屈大同和一些老教师，其中还有我班班主任王行国老师。他们的衣服被墨汁涂得脏乱不堪，脸上身上露出被打的伤痕，身上挂着自己名字的招牌，上面打了红×，手里拿着土簸箕或者破锣，一路敲打，呼喊打倒自己的口号，有的人头上还被罩上铁丝字纸篓，极尽羞辱之能事。一路游斗，受到学生们的围攻和踢打。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跟着人群，没有动手和呼口号，不知此时的顽皮和荒唐念头为何消失了！作为年轻幼稚的学生，我内心只是感到别扭和奇怪，学生们为何会对这些备受尊敬的老师如此仇恨，如此下狠手？被斗争的大部分人都低垂眼皮，作俯首贴耳状，以免遭更大暴力摧残，只有为首的校长杨滨，始终昂着头，眼中透露出不屈的神色，平日那股校长的威严劲丝毫不减。杨滨在中学校长中算是级别高者，她从北京女一中校长位置调来坐镇四中，当时位居西城区教育局副局长。平日在校内可以说一不二，颐指气使，周围人皆对她有几分惧色。此时老太受此凌辱，岂有忍受之理！所以她的不服导致她比别人多吃些拳脚。将近中午时分，他们被学生们押到其它地方，继续谈挨斗的感受和做自我批判。
教师们是“反动权威”似乎还可以理解，但荒谬的是，学生中居然也有“反动分子”，他们也照样难逃受折磨的厄运。记得初一年级有一位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学生叫赵之洪，他平日行动要靠双拐。他也是我在小学的同学，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不知是身残激发了他身上无限的潜能，还是自幼书香门第的耳濡目染，他在小学时居然办过个人书法和画展，他临摹的徐悲鸿的奔马图简直可以乱真，此外听说还精通金石篆刻。虽然残疾，却是班上的中队长。也许是成绩优异，四中破例招他入学。这种每天架双拐上学的学生在四中历史上也许是特例了。可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儒雅，充满才华的年轻人，竟然被一些学生揪出来斗争。每次看到他艰难地支撑着身体接受那些丧失人性的学生们的围攻和侮辱，我心中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忿恨和绝望。赵之洪那淌着冷汗的灰白色的瘦削面孔，那坚毅不屈的目光，那被墨汁和各种污渍搞的不堪入目的白衬衫，都像刻在石头上的纹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这些以折磨人取乐，尤其是折磨朝夕相处的同学的人，他们的良知到底何在？我怀疑这类人的大脑结构或者组成的成分也许与众不同？为什么在没有任何仇恨原因的情况下会产生如此残暴的举动？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参加施虐，而且有些人手中还会有人命。但是在这个法制和公平欠缺的社会里，他们非常幸运地免去被追究，也许这些罪孽会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们的灵魂，伴随其余生。
其实这些斗争都是为更大的政治斗争做铺垫。8月5日，毛见时机成熟，写出文章“炮打司令部”，剑指他的老战友，国家最高领导人刘少奇。紧随其后，其他高级领导人犹如多米诺骨牌，纷纷中箭落马，被指“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他们的子女，那些“天然”的红卫兵和革命中坚们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从斗争别人变成被斗争对象！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神奇力量！平日身穿军装，佩戴红袖标在校园里神气活现的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源，薄一波的三个儿子，彭真的两个儿子，顷刻间变得灰溜溜，走起路来都尽量靠边，回避别人的目光。可是薄一波的三个少爷和彭真的二少，也许是因为比别人更加傲慢，不得人心，居然也成了学生们斗争的对象。清楚地记得在学校大操场主席台上，看到薄一波的儿子们和其他陪斗的高干子弟，被学生们扭住胳臂，把头压到接近地面，还要强行抓住头发，迫使他们扬头，那个难度可真够大的。虽然批判之声四起，但薄的儿子们还是目露不屈，扭动身子，与压迫他们的人抗争！倒是那些中级领导人的子女幸免于难，这完全要看他们的爹妈是否能保住“老子英雄”的地位，否则连个混蛋都不如。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毛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北京市的红卫兵，公开给那些无法无天的学生撑腰，这使全国从此陷入一种红色恐怖之中。国家机器中除了军队，这些狂热的乌合之众可以对任何机构和人发号施令，干涉任何人正常的生活，其荒谬程度超过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的恐怖分子。可是毛还嫌不够，为了火上浇油，他在8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居然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219页）对此公安部长谢富治心领神会，24日要求派出所警察为红卫兵提供“黑五类分子”情况。一场更大的浩劫——抄家和破四旧降临了。
红卫兵们为了行动方便，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以至于“联动”。四中是“西纠”老巢，因为那里干部子弟最多。亲眼见每天早晨大约8点多，“西纠”红卫兵在孔丹和孔栋（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的指挥下，在教研室院子里集合，许多人手中提着带铁扣的腰带、木棍、皮鞭、绳索之类，其中还不乏一些从女校网罗的女生，一脸亢奋，杀气腾腾，声势唬人。每次大约上百人，集合完毕，一声唿哨，冲出校门，扑向那些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为了拘押那些从社会上抓来的“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分子们，四中的红卫兵特地将学校教职工食堂作为他们的刑讯室。教职工食堂在教研室院子南侧，有一狭窄小巷连接，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里面受刑者的嚎叫声。有好几次，我早晨到校后，经过那里时，都看到红卫兵用破席子裹着死尸，从小夹道里抬出来，席子外面露出死人青紫色的赤脚，让人目瞪口呆。出于好奇，再加上顽皮，为了一探究竟，我索性和一个要好的同学悄悄爬上职工食堂的房顶，从开着的天窗往下窥探。从这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红卫兵是如何折磨人的场面。
水泥地上躺着几个不知从哪里抓来的男女，其中有看似70多岁的老人，衣衫褴褛，奄奄一息。不时有红卫兵从旁边屋子里出来，对他们狠狠抽上几皮带，踢上几脚。那些人早已被折磨得接近昏厥，对暴力殴打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两个年轻女红卫兵也许见此状觉得不够过瘾，一人居然提一壶开水，准备往他们身上浇，但不知为何另一位女兵把她拦住，用一把食堂炒菜用铁勺狠命敲打一个女人的大腿，那个女人顿时发出撕心裂肺般嚎叫，看来那玩意比鞭子棍子好使多了。见达到目的了，她们二人才洋洋得意地离去。为了测验一下那些躺在角落里的人是否还有生气，我用弹弓向一个人的小腿射出一发泥丸，可以听见它撞击皮肉的声音，但是那个人却丝毫没有反应，看来是早已咽气了。这些就是中国历史上公元1966年9月红色恐怖期间发生的事情。据官方后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仅在北京，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四十多天里，共有33695户被抄家，1772人被打死，85000多个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驱赶出北京（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184页）。“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知是什么力量助长了中国人之间如此的仇恨？
我所目睹的破四旧只是发生在学校里。忘记是哪天，在初中教室的大院子里，人们开始把图书馆里的图书搬出来，堆在院子里，狂烧一气，眼见那些包装精致的，泛着古旧黄色的，厚厚的书被焚烧，心中觉得实在是可惜啊！据说四中的藏书数量在北京中学里还是名列前茅的。与此同时，一些学生站在图书馆二楼，从敞开的窗口中，潇洒地将一张张木纹唱片甩出窗外，可以看到那些宝贵的唱片落地变成碎片四处飞溅，楼上的人脸上露出一种病态的得意过瘾之色。我的心里则充满了无限的惋惜，因为我酷爱音乐，我知道那里面有许多名曲，代表着人类艺术的结晶。
抄家和破四旧之后，“联动”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转入地下。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政治运动中一切都不可预料，今天的“座上宾”会成为明天的“阶下囚”，命运多舛，事实证明还是我这种“逍遥派”比较安全。之后学校的运动转为一个比较平稳期，毛似乎也不愿意看到国家长期如此乱下去，达到清理“走资派”和异见者的目的就可以收场了。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紧随其后发生了派性斗争和武斗升级。学生们不甘寂寞，打起了派仗。和社会上一样，四中也分成了“四三”、“四四”派，什么“新四中公社”等等。我实在是看不出这些人的观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不外乎就是看谁的口号更左。我对他们这些行为实在不感兴趣，说实话，直至目前我仍然对在四中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四三”、“四四”派的观点没有了解。那时，我的日子更加“逍遥”，除了偶尔去学校看看，用弹弓子打鸟，几乎不去学校。每天去游泳，闲时则自学英语，当时的学习材料只有英文的毛的“老三篇”。记得我当年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用华丽的手写体一气默写下来，就连父亲单位里的资深老翻译都吃惊不小。后来这点英文底子还帮助我1973年在插队中参加“张铁生高考”时勇拔头筹，把个内蒙师范的招考老师镇住了。
其实说到“逍遥”，四中也不乏这类人，有些人是冷眼旁观，有些是加紧修炼。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追击一只受伤小鸟，来到学校果园之中，突然在葡萄架下偶遇一年长些的同学。他一脸惊慌之色，双目放出狡黠光芒，见我只独身一人，便镇静下来，引我到葡萄架下，告诉我哪种是新疆马奶葡萄，哪种是无核葡萄。我一尝果然极其美味，他洋洋得意地说，其实学校种了这些葡萄根本没人管理，人们也不知道它们的美味，与其让它们浪费，还不如让他来收获才合情合理。这类人也是“逍遥”的一种。
为了让红卫兵更听话，毛下令于1967年1月开始对学生实行军训，3月学校复课闹革命，此后“逍遥”的日子基本结束，每天去学校接受战士“杨排长”的训练，不外乎是些走队列，学习毛的语录，极其无聊。入秋以后，有人在大操场西北角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发现了水银，于是四中又兴起了一股“淘宝风”。四中地处北京“西什库”，清朝期间是皇家收藏西洋人送的礼品的地方，这水银恐怕就是其中一部分。当时学生们十分无知，全然不知液态水银剧毒，进入人体会致命。出于好奇，他们在防空洞的黄土壁上用小刀挖掘，潮湿的土块中常常流出一些小水银珠，他们再将这些水银珠收集到小瓶中观赏，十分稀罕。我这个“逍遥派”也当仁不让，加入了淘宝队伍，常常冒着冬天的雪，在那些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土壁上乐此不疲。
进入1968年后，记得在深秋季节曾参加了一次“大串联”。和几个同学乘火车去汉口，路上行车三天，车里塞满了人，行李架上是最舒适的地方，最惨的是座位下。由于根本无法移动，我们只能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厕所也挤满人），新陈代谢几乎停止，一路站到汉口。回想起来真是佩服自己的生存能力！
这种“逍遥派”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69年1月，我们被整批地发配去陕西延长县与贫下中农结合。至于后来插队的日子，那些奇遇和黑色幽默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