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应以十年为志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俄乌战争与以阿冲突的不确定性下落幕。相较于“一带一路”格局走向“小而美”的转变，被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发布逮捕令的普丁作为唯一的主要大国参与者，却是以邻为壑的展现俄国地缘影响力。在普丁出席的加持之下，“一带一路”俨然以反西方为主轴，其他出席国家则是以债务协商与寻求新投资而来，并未见到一个因此改变国家发展模式的与会者。
依照“一带一路”的官方语言，发展精神应是和谐共荣，而今不仅未能实现和谐，连中国在内也未必能共荣。俄罗斯每天向中国出口约200万桶石油，占其原油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俄国突破禁运的重要战争支撑，而且有一半是以卢布支付，相当于在俄乌战争期间得帮忙支撑俄国的货币存量，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债务形同辗转流入俄国，成为中俄两国实现地缘政治目的资本。
从采购的价格来看，中国于2023年和2024年的采购价格分别为每千立方米297.3美元和271.6美元，看似取得低于欧洲与土耳其的价格。但是中国预备开通的第二条西伯利亚管线，沿途得经过西伯利亚和蒙古的荒凉之地，除了管线的投入成本，沿线还得兴修维持工程所需的站点与道路，并且自我限制对于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为实现国际关系多元化的目标，中国形同选择“岁币”予俄国，获取平衡西方所需的权力结构，但是自身却未必有余力如愿让“一带一路”跨越欧亚大陆的文明与地理障碍。
双循环结构下控制流动性的债权管理
普丁在论坛上提出建立“公平的多极体系”，实际上仍是要慷中国之慨，实现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从西伯利亚到欧俄平原的基础建设要横越多样性的河川险阻，中亚的沙漠地区同样也面临人口密度较低且分布不平均的地理障碍，这使得相关道路与水电基础建设的投资得更高，才能抵抗天候与地理的因素。中国为求高额投资能有妥善的风险管理，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协议还被剥夺向国际仲裁法院提起上诉的可能性，与外债有关的分歧只能在中国法院解决。
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地区，历史上与蒙古汗国的连结最为深刻，虽然在文化早已是突厥化，但延续着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清朝同治年间看到的内亚洲世界观，仍是一个离全球化与工业化遥远的边陲。由于当地的地形复杂且远离其他文明核心，人口分布零散使得当地缺乏发展经济带的条件，面对中国的经济力量更是别无选择也难以抗拒，导致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两国的债务情况直逼寮国。
由于中国并未加入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对于长期债务的管理与目的与西方大不相同，并不重视债务国的偿付，而是借由流动性的管理确保债权结构不被稀释，从而建构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进一步造成中亚国家对中国资金与移民的不安。
整合“破碎带”的挑战
从中亚延续至伊斯兰地区，中国面对的是结构更为脆弱的“破碎带”（shatter belt），而且几乎符合所有的定义：
1.实力较弱的新兴国家，面临政府效率低下，民族团结尚未实现。
2.国家境内存在长期相互敌视的民族或宗教团体。
3.国际边界将群体划分为多个国家，导致试图建立新的民族国家。
4.主要大国表示，有必要“保护”该地区的特定文化或政府形式的群体。
5.至少有两个全球竞争对手于地区拥有强大的外交甚至军事存在。
6.地缘战略位置横跨全球重要的贸易路线。
错综复杂的文明因素甚至比当地的地形难以跨越，伊斯兰世界的破碎带重迭着鄂图曼土耳其、波斯以及阿拉伯帝国个别的帝国阴影，像是泛突厥主义与波斯主义，而当地的教派和氏族对社群的认同有时更超越利益。另一方面，土耳其和伊朗都仍怀抱着自身的帝国身份，沙乌地阿拉伯同样也有着自身对哈里发身份的坚持，三者都认定自身才是伊斯兰的正统。
外部因素方面，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事实存续至今，更使得其他行为者难以介入，中国的“大写意”或是“工笔画”，都难以依循中亚地区的模式建构紧密的关系。这份基于政治而非人文或地理的疆界，对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而言太遥远，当时并未能有能力参与当地的政治地理的建构过程，中国又与当地的文化与社群关系相当薄弱。中国即使有部分犹太社群，也并未形成如塞法迪犹太人（Sefard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维吾尔问题更让中国一度与土耳其交恶，难以从文本中寻找脉络，或是建构关系。中国若要进一步推动中东各国和解，恐怕得让中国的下个十年无暇顾及东亚地区，却也是检证“一带一路”能否呈现“命运共同体”雏形的历史关键。
由于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关系，是从“全球南方”的后殖民历程找到共同的语言，更多的是一种反西方的情绪认同，如果中国要跨越文明与地理的障碍与伊斯兰世界同行，主观上也得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以这次以阿冲突为例，中国外长王毅甚至直言“站在伊斯兰国家诉求一边”，往后若是再发生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纠纷时，中国未必能符合理性行为的现实主义原则。
这种债务结构和反西方的关系，进一步反映在这次的“一带一路”论坛的退步，除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外，几乎都是亚非拉国家。回顾第一届峰会时还有三分之一的欧洲国家参与，本届南美洲也只有智利与阿根廷总统出席，金砖国家也只有俄国出席，即使是“全球南方”也未必为中国的理念买单。
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未必让每个国家都能满意，但是保障了各个国家的最低程度的交往与互动，如果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只是基于债权与反西方的情绪，“一带一路”恐怕只会越做越小，甚至让中国长期陷入俄国的地缘陷阱，并且坐困于伊斯兰世界的“破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