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提出对胡风法律处理的冯雪峰，在胡风被铺后不久竟然被划进“胡风集团”，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和胡风有20多年交情的夏衍，并未因狠踹老朋友而免灾，文革中被残酷迫害，入狱8年。丁玲刚批斗完胡风，同年就也被打成“反党集团”，下放北大荒改造，随后被投入监狱。翦伯赞，胡风被打倒后不久，批判的大棒就落在他的头上，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肉体和人格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和凌辱，1968年底，不堪折磨的他和妻子一起吃下安眠药自杀。

还有一件不可忽略的相关事实是，在“十四年抗日”开始的第二年，就在东北还建立了另一个中国，就是在日本卵翼下的“满洲国”（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其时尚比“中苏国”早八个多月。不可思议的是，此“国”在外交上还曾受到多个外国的承认，其中包括从未承认“中苏国”的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宣布尊重满洲帝国“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

新华社内参上发表朝鲜战争真相文章，基本承认了朝鲜战争是毛上了斯大林的当，斯不仅没有兑现空中支持共军，反而在联合国决策时弃权，允许了联合国打击共军，制造了中共与联合国之间的战争，而毛知道美国不会进军中国，金家入侵南韩，美军才被迫参战。共军牺牲巨大，毛只好欺骗人民说保家卫国。

一个是我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他的实习（医科第5年）带教老师讲的，他去刑场取器官的见闻。为保证器官质量，往往还故意不一枪毙命，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活摘。最夸张的一次，一个小伙子挨枪后被武警抬到救护车（实际上是活摘车），一刀剪开衣服，一盆酒精泼上去，小伙子就坐起来了。

如果只比较阵亡人数的话，中国军队是美国军队的将近4倍。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多牺牲了10多万人，换来了一个零战果，甚至是负战果！如果把北朝鲜军队的伤亡计入的话，这个差距将会更大。这是哪门子胜利？根本就是巨大的失败。

周恩来如此反常，竟然失态大哭，究其原因，首先与周当时的处境有关。林彪是副统帅，二把手，周恩来亲手帮助毛把林除掉了。林死后，尽管毛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周由原来的第三位成为二把手。周害怕当二把手，因为毛身边的二把手都没好下场。刘少奇当初是二把手，被害死了。现在林彪死了，挡箭牌没了，他成了下一个活靶子。周深感自危。周护着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犯错误”被整下去，自己和毛之间的隔火墙消失了。周知道毛不信任他，康生才是心腹。周死前不留遗嘱，死后不留骨灰。他死后有人对他鞭尸扬灰，这其中就包括毛。

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全国受迫害人数两百多万，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网络图片） 文革中有几次杀人高潮，比如“红八月”学生杀人，“清阶”杀人，“一打三反”也是杀人高潮之一。 “一打三反”的打击对象 一九七〇年的“...

刚听朋友讲的一个事很有意思，说他堂伯父抗战时是党的游击队员，听说鬼子来，都逃得飞快。好多年都没见过一个鬼子。他说：“我们都怕，他们厉害。”我晕，还以为游击队员们都像电影里那样，听见鬼子来了，都争先恐后写血书请求战斗的，即使为了大局，也得有政委思想工作，才肯撤退。谁知是这样。

据前哨杂志2010年3月号凌泉的文章披露，毛新宇的生父是徐文伯。1959年，邵华在其母张文秋的主持下，介绍给了从苏联治病回国的毛泽东所剩的唯一儿子毛岸青。 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6年间毛泽东和毛新宇未曾谋面，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5月13、14两日，魏京生基金会在华盛顿D.C.召开了“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会上我作了两个发言，合并起来，稍加整理，权作我纪念文革50周年的一点意见。在会上，我环顾左右，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会议上年岁最大者，真是感慨不已。“回...

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逝去。最近社会上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多元复杂，因时间久远，人们对这些历史印象模糊，日渐淡忘。有些年轻人甚至将文革这场劫难想象为美好乌托邦。一些为文革翻案的言论也时常见诸于媒体。文革的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好像是越来越说不清...

在我的老家宜宾，一些生产队长被倒吊在村里的广场上，拷问他们：每亩生产多少斤小麦？如果实事求地回答“四百斤”，立即挨打。说八百斤吧，还得挨打！结果，有的人不得不把数字提高到一万斤，有的人因拒绝胡说八道而被活活打死。粮食产量就这样被打上去了，中共的征粮指标也就上去了。农民连口粮也不能留，大饥荒出现了，到1960年，名扬四海的天府之国，大批的人在饿死。

1980年，中共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在这十名主犯中，除了江腾蛟之外，其余九人都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王洪文和陈伯达等三人更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其实，无数的中共地下党员、特工们在1949年后的命运都不好，洪扬生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当年把求助的洪扬生拒之门外的潘汉年的下场则更为悲惨。

中共不仅屠杀党外人士，在内部整肃时，杀人的规模和手段也极其惊人。其中，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各个所谓“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之手。反AB团肃反运动，时年20岁的陈毅妻子肖菊英吓得投井自尽。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561页）

储安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是中共反右时三大右派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他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写得太犀利，可谓直击中共一党独裁的要害。据说，他的这篇文章，令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在文章中，他对共产党“党天下”的概括，深刻地揭露了中共专政的本质。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禁，他曾作诗概括当新四军军长以来的坎坷经历：“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其实，在短短3年的军长任期内，他先后5次要求离开工作岗位，其中两次系离军出走。

一个十多岁天真烂漫小女孩饿得啃一条死人腿啃的画面是怎样的？ “我吃过人肉！”即是见证，更是控诉！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仿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由于这种心理的发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说：“饶了我吧！中国大陆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这种声音，是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呼声！ 因此，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