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融安县，地处桂北山区，县城长安镇，山清水秀，一条碧绿的融江河穿城而过，有北上三江，南下柳州的舟楫之便，自古就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桂北商贸重镇。
旧时演义小说常有“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之句，说的是见不得光的杀人越货之勾当，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但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夏，于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幕幕血腥野蛮的群众暴政的人间惨剧——在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的主导下，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批屠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即“四二二”造反派民众），仅仅在8月21日至23日短短三天里，整个融安县就有1006人被暴民用木棒、石头、砖头活活虐杀。（1）
其时，笔者正在长安镇融安中学读书，亲眼目睹了长安街头那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暴行，暴民杀人手段之残忍，受害者死不瞑目之惨状，让我刻骨铭心，永难磨灭。事隔38年，每每忆起那惨烈血腥的往事，仍不寒而栗。
1968年7月至8月，韦国清调动军队和“联指”武装，对在首府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规模武装围剿，随着相关资料在海外曝光，已是广为人知。
而在广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韦国清（广西革筹小组组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早在1968年早春，就调动广州军区和广西军区的部队，对柳州地区的融安县、柳江县、玉林地区的博白县，以及南宁地区的宁明县的“四·二二”造反派群众进行武装围剿屠杀，这方面的讯息，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共官方刻意掩盖而鲜为人知。
为了融安大屠杀死去的和幸存的，我们必须作证，让我们以中共文革机密档案和我的所见所闻，来还原那段被尘封颐的历史真相。
融安武斗事件
1967年秋冬，广西各地“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在广西军区和各地武装部的支持下，开始成批屠杀对立派“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群众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这就是当时在广西流传甚广的“韦（国清）老爷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屠杀‘四二二’群众”的说法。
广西各地“四二二”为抗击“联指”的大屠杀，避免束手待毙，纷纷抢夺武器，武装自卫。发生在柳州地区融安县的抢枪事件和两派武斗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1968年1月7日，融安“四二二”派的“青年近卫军”在县城长安河西车渡码头，拦劫刚从越南“抗美援越”前线回国休整的6886部队军车，（该部在柳州驻扎休整），抢得冲锋枪九支和一部分粮食。
2月9日下午，融安“造反大军”（“四二二”派）由河西车渡码头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守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武斗中“造反大军”死4人，伤9人。“联指”死4人，伤1人，其他群众死2人。（2）
武斗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柳州地区联指司令部（简称“地专联司”）紧急求援。经“地专联司”与“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援。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柳州地区各县“联指”武装民兵配合行动。
2月12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柳州工交兵团”的行动。
2月14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县“联指”武装民兵三百多人，由蒙志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13辆汽车赴融，配合融安“联指”于2月16日凌晨一时，发起反攻，攻下“造反大军”据守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五时才停火。
“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杀害15人，在武斗中，“联指”死3人，“造反大军”5人，总共死23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五户九间，厨房三间，牛栏一间。（3）
部队围剿造反派
经此一战，融安“造反大军”虽有损失，但无大碍，仍保持较强实力，（有一千多人，六百条枪）占据县城长安镇，与“联指”武装僵持对峙。
有鉴于此，韦国清按奈不住，从幕后跳上台前，开始布署动用军队参与围剿融安“造反大军”。
2月29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
电报内容：
1，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
2，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产。
3，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批判，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4）
下面这份会议记录，揭露了广西当局围剿融安、凤山“造反大军”的决策过程。
3月7日晚上，首府南宁，广西革筹小组（全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开会，研究决策融安和凤山等几个重大问题。
出席人：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革筹小组组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伍晋南（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区党委副书记）。
列席人：徐其海区党委常委）、孙磊（广西军区组织部主任）、吴华（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韦国清说，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去了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
欧致富说，对融安可以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二月上旬至中旬，柳江县人武部支持“联指”围剿“造反大军”，里高的“造反大军”缺武器，于2月28日拦路抢6886部队的武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29日命令6886部队派24辆卡车全副武装人员前去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押回柳州）。
韦国清说，看看需要多少部队，由欧致富同志具体组织。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
欧致富说，融安的“四二二”的“造反大军”有六百多条枪，一千多人，部队少了是不行的。
魏佑铸说，建议广州军区给广西调部队。
韦国清说，可以向广西军区提出意见，派部队解决柳州地区的问题。（融安县属柳州地区管辖）。对凤山县建议由220部队解决……（5）
3月23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造反大军”连日来召开大会小会，大造舆论要消灭“联指”。为了解决融安问题，要求中央尽快批准调用部队（两个营或一个团）驻长安镇（融安县城）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坏头头。（6）
3月24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431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的电报，并报广州军区、五十五军（该军是广州军区驻柳州部队）。
电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长安镇形成包围。
2，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
3，清理外来人员。
4，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431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7）
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攻进融安县城后，“造反大军”溃不成军，从县城逃窜到农村，建立据点，以图保持力量，东山再起。但由于431团和县人武部支持“联指”，围剿“造反大军”，结果，在融安境内，大抓大杀“造反大军”和不同观点的群众，最终酿成轰动一时的融安大屠杀惨案。
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围剿融安大巷公社农民造反总部（融安“四二二”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140多支。尔后，又把融安教师斗私批修兵团全部成员共计80多人抓进监狱（8）
融安造反派民众在经历了解放军血与火地围剿杀戮之后，等候他们的将是更为野蛮残酷的群众暴政的虐杀。
融安大屠杀
1968年6月至8月，对融安县的造反派民众来说宛如人间地狱。在此期间，“联指”在部队和县革命委员会以及县人武部的武力支持和主导下，大肆屠杀“造反大军”和不同观点的群众，并殃及无辜的“黑五类”及“廿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资（本家）、特（务）、警（伪警察）、宪（兵）、团（三青团员）、军（国民党军官）、贷（高利贷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贩、娼、僧、巫（婆）、道（士）、尼（姑）、流（氓犯）]。
一时间腥风血雨，红色恐怖的群众暴政的风暴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遍及全县每个公社和大队。现一一列举事实如下：
6月16日，融安县人武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原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曾竟军在长隆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一千多人。
刘彬和张子义等在会上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大搞游斗，、戴高帽、挂黑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刘彬、张子义在会上肯定并积极推广谭头公社新寨大队屠杀“造反大军”群众取得伟大成绩。
长隆会议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造反派的群众暴政的高潮。从6月16日到8月10日，融安县共杀害304人。（9）
7月24日，刘彬和韦宗芬（原融安县县长）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友明、杨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负责人，带领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融安县人武部九九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顶山“造反大军”据点，（驻守该据点只有4人），打死“造反大军”2人，烧死2人。“联指”死亡一人。（10）
7月上旬，融安县板桥公社革委会主任张树生主持召开大会，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张树生亲临滥矿、梁老、江边三个片指导“刮台风”，共杀害不同观点群众21人，继之，全公社刮“十二级台风”又杀害75人。（11）
长安“8.16”“8.21”大屠杀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成批杀人，只发生在融安县的各个公社和大队，那么进入八月份，随着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需要杀一大批人来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祭旗，于是县城长安镇的大屠杀开始鸣锣登场。
1968年7月至8月，韦国清先后调动广西军区220师660团四个连、5913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以及炮兵第642团一连、二连共十一个连的兵力，伙同南宁周边“九县一郊”，“联指”武装（即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九县及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对首府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实行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统计，“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人员拉回各地“处理”的约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12）
导致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荡然无存。
8月5日，韦国清号召广西各地肃清“四二二”残余势力，为实现广西大地一片红——全部各县、市成立革委会，以及为8月26日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长安镇的大屠杀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文革中广西军方和保守派“联指”对“四二二”造反派群众的屠杀，除了军方的武装围剿，就是各级革委会主导，通过群众专政即暴民专政来达到群体灭绝——“阶级大屠杀”的目的，其灭绝人性的残暴手段，使广西无数死难者注定要做无主的冤魂。
当年的新生红色政权——融安县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都先后刮起了大批抓人杀人的十二级台风。
8月10日，成立融安县革委会。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
8月13日上午就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刘彬（县革委会副主任、原县武装部政委）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成民兵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13）
8月14日早上，那些戴着“纠察队”红袖章的武装民兵，个个荷枪实弹，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皮带抽，枪托敲。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躬腰跛脚者随时可见。在长安革委会的监狱（原县百货大楼）里，岑友培被打断手。梁树文被跪被打得眼冒金花，手肿很大。苏权被打得鼻青脸肿。融安县革委会纠察队指导员韦某某一见王国华就怒从胆边生：“你这个地主仔也有今天！”韦操起一根木枋，一棒就把王国华打倒在地，把肋骨打断。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责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
被抓人员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你上了“黑”名单，就别想溜掉。当时有成员参加过“四二二”造反派的家庭，家家吓得魂不附体，噤若寒蝉。有的甚至还未被抓到，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发指的暴行，上吊的有之，割喉的也有之。如长安建设街第九组贫民唐毅8月20日接到通知，第二天要自戴高帽、黑牌去游街。唐毅知道此去必死，与妻子卢冬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外婆家后，俩人哭了一夜，凌晨上吊自尽了。
8月15日，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镇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人研究决定，在长安镇大刮“十二级台风”。
8月16日上午，长安革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然后通过纠察队押去游街，再假暴民之手实施杀戮。（14）
十六日是长安镇圩日，早上五时先枪杀了长安贫民周老关。上午八时杀了县教育局的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26人游街示众，当天即有21人被拿着木棒、铁棍、转头、石块的暴民凶手们活活打死在大街上，一股血腥杀伐之气弥漫了整个县城。
鲁迅早就指出，中华民族一向缺乏哭吊叛徒的勇气。而最为丑陋的是津津有味面对他人苦难的“看客表情”：张着的嘴，几乎下巴都要脱落下来，欣赏被抬上供台的羊只如何被剥皮，也观赏押上现场的革命家，如何被斩首。这种可悲又可耻的精神遗产，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的文革，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毛泽东一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之圣谕，更把群众的看客心态升华为残忍的“人来疯”——广西融安县长安镇“8.16”和“8.21”杀戮，就是“暴民政治”的最好注脚。
8月22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四人（另外一黄姓成员已请假回家一个月）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次日的杀人名单，酝酿更大规模的杀人惨案。并事先物色安排好群众棍棒手，到时起杀人带头表率作用。（15）
8月21日，当天又是长安圩日，更大的惨案再次发生。在许多肩挑手提物品赶圩的人群中，夹杂着一些手操木棍的壮汉，此情此景，似乎隐藏着某种不祥的杀机。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四·二二”造反派从百货大楼出来，共计235人，往县城的几条大街去游街示众。走着，批斗着，打着，骂着，看热闹的，想打人取乐的，泄恨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街上乱哄哄的，有人摩拳擦掌，早已急不可耐，声嘶力竭地大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而被捆绑着的这些“牛鬼蛇神”则个个低着头，抖抖嗦嗦地挪动着沉重的双脚，死人般的脸惨白青灰，他们已预感到大难临头，但口中仍在说“我有罪……罪……罪该万死……请饶了我的狗命……”。
纠察队员开始宣布“罪状”：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某某，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每人寥寥数语，勾画出“反动”面目，然后高声向围观的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暴民发出一声吼：“杀！”便一拥而上，马上就看到有壮汉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着那些仍在喃喃请罪的人们的头上，身上打去。刹那间只见木棒翻飞，此起彼伏，砖头、石块如雨点砸下，“嘭、嘭、嘭……”地响着，被击者有的当场倒下，满面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向前乱跑，无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跑得了，随即被飞来的木棒、砖头、石块击倒。
暴民们打红了眼，手中没有“凶器”的，则抢过赶圩农民手中的扁担，抡起粉摊上的木凳，穷追猛打。哪怕平时与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识，此时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非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解气。满街的哭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小沟。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触目惊心，构成了融安县长安镇一九六八年“8.21”不堪入目的一幕。
革委委员亲临杀人现场
同一天（8月21日）融安县革委会号召第一次会议，历时三天。刘彬、韦宗芬主持会议。韦宗芬在讲话中肯定长安镇8月16日、21日抓261人去游街，打死77人（16日死21人，21日死56人）的做法和经验好，值得推广。
同日（21日）中午，县革委还组织前来参加会议的革委委员们亲历长安镇街上现场目视杀人惨景（16）
革委会把造反派放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杀，被统治者（那些暴民凶手）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统治者的快感。
当天的太阳特别毒辣，烈焰腾腾，灸烤着这座遭难的小城，闷热的空气使人透不过气来，浓烈的血腥味阵阵扑鼻而来，令人直想呕吐。在塘码头融安饭店门前的十字街口倒卧着七、八具血淋淋的“尸体”，有的脑壳已开花，脑浆四溅；有的手折脚断，却尚未断气，仍在痛苦地抽搐；有的脸被打肿得如同脸盆般大，满脸血浆；有一个受难者七窍流血，似乎仍未断气，只见他一呼气，一大串大大小小的血泡弹射而出，大的如同拳头般大，中的如乒乓球，小的如串串葡萄，一吸气，一条血的带子直拖到他的鼻子、嘴巴。这时有一个丧心病狂的暴民，用削尖的竹子从那人的嘴巴戳进去，从后颈窝穿出，死状惨不忍睹！街边则象雨后的流水一样，一条条小沟汩汩流动的却是鲜红的人血！
黄昏，由“被缓期执行”“四类分子”去收尸，尸体全部抬到融安中学校办农场的菜地上，一溜地摆着。数一数，共五十六具，老的已有67岁，最小的是一个只有十多岁的男孩兰水养。
是夜，整个县城死一般的寂静，融江上更是一片寂寥，这一向被视为桂西北商贸重镇的长安，房屋残破，商贩绝迹，只有几条惊惶的狗在寻觅食物。红色恐怖的“十二级台风”刮过，一派劫后萧条而落寂的景象。
县城里凡是沾着一点“四·二二”造反派、“走资派”、“黑五类”、“二十一种人”气味的，哪怕是在家里，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偶尔响起一两声狗吠声，也把人吓得胆战心惊。
榜样的效力是无穷的！那些杀人现场“取经”的县革委委员，及时地向各自的公社传达“长安杀人经验”，各公社、大队如法炮制，突击杀人。仅仅在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县各个公社突击杀人，在短短三天里，全县共杀害无辜的群众1006人，按人口比例打死最多的是融安大将乡龙妙村的龙妙街，竟因此被称之为“十八寡妇街”。（17）
融安城乡各地，陈尸百里。
长安死难者名单
过去我只从历史书里看到清兵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日本兵的“南京大屠杀”，但毕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感受却总不怎么深刻真切。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我亲眼目击了长安“8.21”屠杀血案，真真切切，刻骨铭心，时至今日，血淋淋的惨状犹历历在目。
这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主要是沾了“四·二二”造反派的人，当时融安“四·二二”造反派被抓了几十人进监狱，仅融安中学就抓了七个教师一个学生进监狱。融安革委会清查是否有人搞电台，把会修收音机的融安中学物理老师马进奎抓进了监狱，还把马进奎的妻子不沾政治的工人曾碧英棒死在大街上。
在官方的机密档案，只记录了这次屠杀的死者数字，而没有名单。在“官本位”的集权社会里，等级森严，升斗小民是不够资格的名列内部机密文件的（只有县级干部受害才列出名字、职务）他们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被碾死，仅仅是一个数字符号而已，暴君斯大林曾言：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一百万只是个数字而已。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