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份部分死难者名单，是一些抗拒遗忘的人们在民间逐一核实搜集而成。这个名单将是长长的一串，如同长长一串鲜血，洒在长安的街头巷尾，他们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一如你我生活中周围的单位同事，街坊邻居。他们的姓名不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被人们淡忘，大屠杀的血迹也不应该被岁月流水稀释漂白……
他们是——
公靖波，融安财政局干部；
钟维錞、岳朗，融安财政局公务员；
周富云，融安县委工作队；
黎继昌，长安税所公务员；
莫海明，融安县教育局公务员；
朱伯初，融安工商联主任；
殷远芳，县邮电局职工；
向金荣，县粮食局直属粮库工人；
覃美荣，长安粮所干部，复员军人；
黄斌，大巷粮所干部；
胡雄，县油脂公司干部；
黎锡，县粮油加工厂工人；
钟玉明，县粮油加工厂技术员，转业军人；
刘显扬、李智元，县粮油加工厂干部；
覃启明，县酒厂青年工人；
傅剑秋，服务公司照相工人；
刘祥斌，服务公司饮食店工人；
王德裕，服务公司旅社工人；
覃国雄，县桂剧团扮演杨子荣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员；
韦超元，县供销社干部；
韦亮、杨捷荣，县公路段工人；
罗美和，县水电局技术工人；
满举世，县拖拉机站青年拖拉机手，死时被用杀人的木棒插进嘴里；
陈德渊、戴景松、孔繁树，长安铁木厂工人；
戴景培，教师；
王振声，长安护林队工人；
陈友才，长安和平街居民；
杨贵安，长安竹器社职工；
张德尧，长安服装厂工人；
曾碧英，女，五金社钟表组工人；
韦克利；长安车缝社工人，
李引弟，竹器社工人，
黄太成与其岳父（姓名不详），长安渡船社工人；
张炮光，理发社工人，复员军人；
蒋喜田，理发社工人；
杨火美，长安棕绳社工人；
林世民，长安服务社劳工；
黄太培、甘雄飞、杨冬梅（女），长安新华街居民；
陈云发、曾安苟，长安大庆街居民；，劳工；
尹新贵，和平街居民，手工业工人；
江绍先，和平街居民，劳工；
雷振强，35岁，教师；
李庄和，长安插队青年；
周老关，长安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公；
余寿宽、余寿松、龙安志、陈汉英，立新街居民；
余万春，长安诊所医生；
兰水养，长安车缝社社员之子，年仅十多岁；
曾漫涛，教师。……共计60名死难者名单！
8月26日，因为庆祝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暂停杀人一天。
9月1日，听上面说不准杀人了，杀人杀红了眼的凶手又抓紧时间赶最后一班车，刚开始杀人还罗织一些“罪状”到后来，凶手连“罪状”都懒得罗织，想抓就抓，想杀就杀，甚至没有什么理由，，有些仅仅是单位同事间互相嫉妒，平时的小过节，或见不得光的阴暗龌龊心理，都可以将人的生命予取予夺。
9月1日中午，我们又有同学的父母被杀，。其中有一家，三兄妹，老大是高二学生，老二是初中学生，都跑回上海老家躲广西武斗去了。其父母是从上海下放融安县民族医院支援边疆的医务人员（姓名不详），被医院同事绑赴批斗会场，“交给群众处理”，双双惨死在暴民的乱棒之下，只留下尚读初一的妹妹在融安无依无靠。本来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变得悲惨万分。这对夫妇死得冤屈，既不是造反派，也非出身不好。
民族医院另一对恩爱夫妻：药剂师程椁，护士长冯培荣，也没有参加文革两派（“联指”和“四·二二”）争论，被同单位医生张某绑到长安体育场。张某指体育场一侧的灯光球场刚被打死的尸体说：“看见了没有？那一帮就是你们的下场！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没有？”程、冯二人一言不发。接着张某一句“交给群众处理”，随即有一青年用杉木疙瘩棒狠狠敲击程椁的头颅，程的鼻子喷血，两眼圆睁倒在妻子脚下。张某问冯：“你看清了没有？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讲的？”冯一言不发，巨大的恐惧使她说不出话来。在那暴民专政年代，要你死你就别想活。接着冯培荣也被暴民棒中脑袋，倒在丈夫身上。夫妻俩都圆睁双眼，死不瞑目啊！
融安县农机厂这天杀了八级工梁杞和，28岁的复员军人、工人程建勋，工人周泽林，工人陈正禄（28岁），工人周景光（30岁），工人房子明（36岁）。
残杀“黑五类”
同一天（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二十一种人”。他们是：建设街第九组的“地主分子”罗杰、罗毅兄弟；“坏分子”覃梅枝（女）；长庆街的“富农分子”吴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寿、潘炳成等。还有四人姓名不详。
其中罗毅五十年代还是学生，后来做了国家干部，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六十年代被开除公职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棒人上房补瓦为生。覃梅枝以编卖竹篮为生，仅仅是曾经帮人扯过牌算过命，结果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吴仁富出身富农，把自己的菜园打扮成花园一般，还挂上了刘禹锡的《陋室铭》，结果被打成“富农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有一个社会群体，根本无罪无错，却无端地一再遭到中共当局的残酷虐杀，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和成分，他们就沦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按照中共“血统论”以出身划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成了“四类分子”、“黑五类”、“黑七类”，以及扩展范围更大的“廿一种人”。从1949年以后直到八十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各地革委会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尽管统治者明明知道，文革期间的法律（如“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中共当局仍然不遗余力地杀戮“阶级敌人”。在文革初期66年“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运动中他们受尽虐杀，许多人死于非命。1968年6、7、8月，保守派对造反派大举进攻时，又诬指“黑五类”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盟军，在镇压造反派的同时，又对苟且偷生的“政治贱民”再进行一次虐杀。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拿来祭旗的还是经典的“阶级敌人”，再一次把残存者拉上牺牲的屠宰台。他们任当权者及其走狗爪牙残害，他们像蚂蚁一样被碾死，象牛羊一样被宰杀，他们发不出丝毫的反抗声息，甚至被宰杀时的哀号都被瞬间淹没在暴民一片狂热地打杀声之中！
这种屠杀行动不仅为了表现杀人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例如：9月1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卫到县武装部开武装部长会议。会上，融安县武装部长、县革委会主任李树春问：“老刘，今天长安又敲了一批人？”。刘子卫自豪地说：“又敲了一批！都是‘四类分子’、‘廿一种人’，长安的‘四类分子’、‘廿一种人’太多了，敲点去少管他一点还好！敲这一批来收尾！”。
到会的武装部长们都开怀放声大笑了起来。（18）
正像暴力的可怕，不仅是夺去生命，更有摧残人性。暴力把人性逼到死角，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对峙中，兽性的疯狂冲破道德的判断和把持，那些普通的平民，就是这样变成“暴民”的。
长安镇建设街第九组共三十多户人，死了王德裕、周景光、覃梅枝、罗杰、罗毅兄弟和唐毅、卢冬梅夫妇共七人。而这组在长安参与杀人的只有两户，一姓杨，一姓陈，且都是年过半百，本该在家含饴戏孙，安度晚年的老头老太。
9月1日早上，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融江河洗手。
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据1969年12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的统计数字是：查明刮台风乱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伪军官2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其他391名。）因刮台风造成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6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他8名）。（19）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官方通常将“坏分子”等地位卑微的“廿一种人”归类为“其他”不入流的种类。换言之，融安大屠杀中被虐杀的“政治贱民”是585人，自杀36人，总死亡人数为612人。整个融安县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416人（其中农村，城镇居民1228人，机关干部职工188人。）（20）。由此可见，“政治贱民”所占死亡人数比率是相当高的。
文革中为“政治贱民”仗义执言，写出平等诉求人权宣言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当局残酷杀害，年仅27岁。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和杀戮，乃至群体灭绝。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地清算。比如当年长安“8.16”、“8.21”屠杀的组织和策划者之一的长安镇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文革后摇身一变，八十年代晋升为融安县纪检副书记。
三十八年过去也没见有当年的杀人凶手向受难者亲属忏悔恕罪，更遑论反思自省了。三十八年来人们极少对他们的了解和关注，更别说为他们伸张正义、讨个公道了。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身上，沉沉压着执政当局的残酷迫害和社会大众令人痛心的冰冷遗忘。三十八年了，暴力因为涂上了红色而变成神圣，屠戮的嚎叫因为掩饰和歪曲而变成歌舞升平的吟唱，这种局面是所有当代中国人巨大的耻辱和悲哀！
在一切向“钱”看的九十年代，广西当年发生吃人兽行的贵县（现贵港市）甚至有商家（南方黑芝麻糊）抢注以“黑五类”冠名的商标，以“黑五类”作为商业噱头，在中央电视台大做广告——这是对广大遭受肉体杀戮的“政治贱民”再次施行精神虐杀！
毛泽东牺牲造反派
从以上所罗列的死亡数字可以看到，融安大屠杀死亡人数最大的集中在1968年8月份，从8月21日至23日融安县革委会第一次会议的短短三天里，整个融安县就打死1006人，这是为什么？
因为当时以支持“四·二二”造反派闻名南宁、柳州的广州军区55军6984部队，其团部和一个营一直驻守在长安镇。所以，在此之前，融安县革委会在长安杀“四·二二”造反派一直投鼠忌器，不像南宁地区的宾阳县那样公开催下面加紧杀人。
1967年47军6950部队出面制止了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为什么6984部队没有出面制止融安的大屠杀呢？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时是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已不是1966年“红八月”的高干子弟的红卫兵，也不是66年底67年初的“二司”、“三司”的红卫兵造反派。在“走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批倒批臭夺了权之后，毛泽东开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
“7.28”在人民大会堂召见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二司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三司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司的谭厚兰）毛泽东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泄露天机。7月27日，毛泽东下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由支左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率领开到清华、北大军官二校，即“六厂二校”经验，说明中央已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调整为工农兵。
同一天（27日）地处南疆边陲的广西融安，6984部队用军车护送一批逃亡到长安的“四·二二”成员回原籍泗顶矿务局，结果被泗顶“联指”的“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把初中三年级学生温继初等12人，从军车强行拉下，用木棒和石头活活打死在军车旁。军人拼命阻拦只保护下两名初中二年级女学生。其中一位女学生头部仍被打了一棒。
此时在广西，最听话的保守派“联指”的“工人”、“贫下中农”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军代表大都成了各级政权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早在七月份，广州军区就给部队下了命令：现在是工人、贫下中农起来主宰运动的时候了，部队要支持群众运动，不要干涉群众运动。
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奉命围剿了融安大巷公社农民造反总部，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接着把融安教师斗私批修兵团全部成员80多人抓进监狱。在这样的背景下，6984部队怎么还能对制止融安的屠杀有什么作为呢？
8月15日，长安一帮“联指”派学生，持枪抓了一批融安中学“四·二二”学生，毒打、关押、剃阴阳头。6984部队闻讯后赶忙去交涉放人。16日凌晨五时就去把被关押的学生要回。学生们刚走出牢房惊心的枪声就划破了小城的黎明——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工周老关被“联指”从牢房拖出去枪杀了！
结语：“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
文革中广西大规模残忍地杀人，满门抄斩，大批地屠戮，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心理的支持，没有国家机器的物质条件，没有专制集权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实施的。
在文革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成了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鼓动暴力。漠视生命，践踏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权和言论的权力、个人尊严和个人财产权，这些权力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
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暴力——而“暴民政治”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要武”、“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都是具备暴力的。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无疑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毛在使用军队、民兵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民众大量参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想被迫害和虐杀，就必须成为迫害别人的助手和帮凶，其结果一方面使迫害肆虐无阻，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和摧毁了他们的基本道德，使得那些平凡庸碌的芸芸众生，蜕变为残暴野蛮的暴民。
而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为了一举剿灭政治对手“四·二二”造反派，从1968年7月12日至8月3日，在《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都是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煽动仇恨，搞阶级大屠杀，杀戮所谓的“牛鬼蛇神”和“黑五类”，被称之为“杀人九论”。
只要把“仇恨”的种子播到地里，再有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浇灌，开花结果就只是时间早晚了。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毛泽东思想的邪恶，就是把人群根据经济地位，以后再根据思想，划分阶级，划分成分，划分左中右，制造阶级对立，阶级仇恨，然后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煽动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搞阶级大屠杀。
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都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组成的保守派所为，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视为国家机器的行为。所谓“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而已。
例证之一，1968年12月3日，在南宁召开的广西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3500多名代表中，“联指”派占95％以上，其余5％是“四·二二”反戈一击，摇身一变而成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的。一大批“积极分子”是参与指挥、屠杀“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杀人凶手。（21）
例证之二，1968年底，在广西区党委的整党建党中，把在文革中所谓“三忠于”的“联指”杀人凶手、对屠杀造反派的有功之臣突击入党。据文革处遗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五万多人中，就有一万二千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另外又有二万七千多人是杀人后才吸收入党的。还有在突击提为干部的八万人当中选拔一批“联指”成员作为发展入党对象。（22）
杀人与否，成了对共产党是否忠诚的检验标准！
栽赃造反派
文革中杀人最多的时期是新生的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噎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1968年夏。在广西文革众多大屠杀中，不论是象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宾阳、钦州、玉林等城镇地区的大屠杀，，还是偏远山区如凤山、马山、武宣、贵县、武鸣、融安等县份的大屠杀，据官方机密档案《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所记载的，都是在军方和各级革委会主导下，保守派“联指”对“四·二二”造反派及“政治贱民”的肆虐杀戮。在此过程中，还广泛发生惨绝人寰的对受难者剖腹食肝吃人肉的兽行——1968年6月至8月底，柳州地区的武宣县发生大规模吃人肉事件，“造反大军”和“黑五类”及其子女，有超过200人的心肝和肌肉被“联指”和“暴民”野蛮地吃掉。除武宣之外，南宁地区的隆安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玉林地区的贵县均发生对“造反大军”和“黑五类”剖腹食肝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暴民政治”！因为吃人肉的残暴野蛮，早已超出阶级仇恨的范畴，而造成对基本人性的摧毁。吃人，正是毛泽东思想浇灌出邪恶之花！在毛泽东时代，这邪恶的人性和兽行，才有机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暴民肆虐残暴得理直气壮，才更加肆无忌惮！
中共当局刻意回避屠杀和迫害的主要制造者——中央极权制度和国家机器的罪责，而将文革浩劫一概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林彪“四人帮”当然负有极大罪责，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泽东的副手即帮凶），这既非史实，也公然侮辱和扭曲了曾经经历过文革的千千万万人的集体记忆。
所有的血债都被人民的眼睛、经历及带血的记忆所记录着。经历过文革的人，用良知和常识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文革的真凶是共产党，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文革的祸因是中共的一党专制，文革的手法是无产阶级专政。
仅靠专制寡头和少数帮凶是搞不起文革来的。中国政治权力的专横和恐怖，向来是以群众暴政为基础的。哈维尔把话说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正是中国人的奴性和麻木，承载了中国暴政。是中国人的忠君思想、马屁作风，以及人性的弱点，嫉妒、怯弱、贪婪、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孕育支持了横行霸道的专制政党和无法无天的专制暴君。一人受害，其他人无动于衷，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在此套用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二战之后反思纳粹罪行的经典名言，来形容国人的麻木冷漠再贴切不过：
当初“土改”，他们（中共）杀地主，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地主；接着“镇反”、“反右”，他们杀“黑五类”，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黑五类”；文革他们杀“牛鬼蛇神”，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牛鬼蛇神”；八九“六·四”他们杀和平请愿的学生，我也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青年学生；后来，他们杀法轮功学员，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修练法轮功；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噎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长期以来，中共栽赃造反派的诸多手法，比较典型的就是将造反派与“暴民政治”划上等号。某些巧借马克思主义行使话语霸权的文革史学家和学者名流，也推波助澜。回避文革中中共当局煽动群众暴政的行径，并为之辩，更有甚者还移花接木，指鹿为马地将许多当局和保守派的暴力屠杀事件的责任，一概栽赃造造反派的“暴民政治”，强行给人洗脑，存心要使大众背对历史真相。
于是，“文革＝十年浩劫＝红卫兵＝造反派＝暴民政治”成了官方涂抹文革的标准公式。同时当局刻意隐瞒文革屠杀真相，肆意制造谎言，企图蒙蔽视听，掩盖、歪曲和篡改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西吃人狂潮，几经转述今天竟变为“造反派在文革打、砸、抢、吃人肉”的天方夜潭！劫持年轻一代国人脆弱的想象，误导传媒大众，这是非常可耻的和可恨的。
于是百姓们的血，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流到1989年六四的北京街头，流到2005年12月6日的汕尾东洲村，群体灭绝从文革的“政治贱民”到现在的法轮功修练群体。这种对平民百姓的杀戮到何时才能止息？老百姓何时才能免于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恐惧？
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先生曾说：“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这句话宛如一记长鸣警钟，今人理应时时刻刻睁开自己的眼睛去打量文革历史，于不疑处找到更多的疑问。
2006年4月5日完稿
注释：
（1）《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第25页。
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档案，1987年编印。
（2）同注1，第22页。
（3）同注1，第12页。
（4）同注1，第16页。
（5）同注1，第17页。
（6）同注1，第22页。
（7）同注1，第23页。
（8）同注1，第100页。
（9）同注1，第23页。
（10）同注1，第24页。
（11）同注1，第24页。
（12）同注1，第131页。
（13）同注1，第23页。
（14）同注1，第24页。
（15）同注1，第25页。
（16）同注1，第24页。
（17）同注1，第25页。
（18）同注1，第26页。
（19）同注1，第26页。
（20）《融安县志》第177页。1996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1）同注1，第167页。
（22）同注1，第1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