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权力斗争中，党内的受害者不计其数，然而，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戚本禹思想顽固，但对史实的回忆可信度相当高，且有干货，比如这篇与阎长贵的对谈：“说实话，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发动‘文革’的时候，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当时刘说话，比主席还管用，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马上办，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因为刘掌握组织部，省委书记的任命，组织部说了算，主席是不管具体的。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

“我们有没有利益问题？也有。刘少奇他们有没有利益问题，有。老百姓也都有。利益归利益，但是要适可然止。少奇的书写得很好，他说党员的利益服从全党，没说不要利益。全党是谁呢？现在成了毛泽东一个人了。一个人！他做事没有限度，凡事做绝了。绝了就是一点论，必有大恶果。恶果大了，就显露出来；恶果小了，还勉强压得住。斯大林在世时，很多事情做绝了，于是就有人反对他。后来把他的尸体拖出来，也是绝了。毛泽东穿着睡衣骂人家赫鲁晓夫，也太过分了。对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都过分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刘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并不是因为他抵制“文革”。事实上，无论是他与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刘的悲剧之根源在于，猜疑成性的毛泽东认定刘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会严重威胁自己的权位，故而绞尽脑汁务必除之而后快。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被中共宣传体系塑造成“老好人”的周恩来，其人凶狠异常，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的帮凶，毛想整谁，周就整谁，对昔日“战友”如此，对身边接近的人也如此，对毛的政敌更不手软。 刘少奇，前中共国家主席，在位时说了几句毛不爱听的话，文革爆发之初就被整倒，刘少奇挨整后主...

按照周、刘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他们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获得更大职权。相对于其它中央一线大员来说，周受冲击最少，其权力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接管许多“靠边站”大员的工作而得以扩展。虽然周多受极左势力困扰（也曾为他们拥戴），但他也常使这一势力受挫。事实上他是这一势力屡屡想予撼动却又最难撼动的实权人物。虽然周仍在党内招路第三，但此时二号人物林彪在抓权方面不如先前二号人物刘少奇，故而给他留下较多的权力空间。林毕竟军人出身，对诸多政务之事既缺乏兴趣、也缺乏经验，再加上身体多病、性格孤僻、常年深居简出，故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让权他人。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并要求掘掉瞿秋白在八宝山的墓地，由此导致了红卫兵一系列的毁墓暴行。

“大家还记得吧，去年六月十九日，王光美蹬着自行车来到了清华园，一进门就洋洋得意地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的。’刘少奇算老几！——我们揪出了刘少奇，你王光美也跑不了——王光美，你抬起头看看你那丑样，还站在这儿干什么！把大家的眼睛都看脏了，给我滚下去！统统滚下去！”

毛泽东、刘少奇一唱一和的发言，真正算得上相得益彰，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他们踩在脚下、任意改编，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或许没有想到，四年以后，他就成了“彭、高、习”的总后台，得到了比“彭、高、习”还要悲惨的下场。

延安整风20多年后，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恰恰又是周恩来，刘少奇已从当年整人者的位置退下来，被迫进入被人整的角色。在周恩来担任专案组组长的期间，专案组“战果累累”。初战告捷，揪出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史称为61个叛徒案。接着，扩大战果，最后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案，不但刘少奇死于非命，而且受株连立案的有22,053件，并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极有可能是盘古开天以来，株连人数最多的冤案。

文革时，要消灭一切私有经济，农民养鸡也不许。文革后，家庭可以养殖了，有人因此致了富，电台又整天喊，要感谢裆，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大家齐夸裆的政策好”！其实，中国人养鸡都养了好几千年了。全面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这只是恢复社会正常发展方式而已，有人又籍此获得了总设计师的称号。

将毛刘两者的讲话比较：毛泽东强调的是缺乏经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认识，所以犯错误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谁来干谁也会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奇说得很明白，错误虽然很严重，但“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也是给刘少奇自己留了面子，也是给犯了这么大的错的党留了面子。3600万人饿死了，仍然要面子。面子真的很重要。

“七千人大会”，双方已然站队。毛泽东拥有林彪的支持，刘少奇身后站着邓小平、陈云等主持经济大局的高官，暧昧的周恩来一面悄悄靠近刘少奇，一面向毛泽东暗送秋波。数年之后，文革爆发，周恩来只消将身子微微一侧，权力的天平便发生毛重刘轻的倾斜。作为一个戏子，周恩来完美无缺；但作为一个政客，周恩来也跟其他佞臣一样无耻。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公开顶撞了毛泽东：“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毛泽东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正是从那天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七千人大会”上最复杂的还是围绕“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憋气最多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切的错误”以及由这“一切的错误”所引起的“一切的灾难”，可以说全都都是“三面红旗”引起的。什么“五风”，那怕是“十风”、“一百个风”，它们也全都来自于一个“风源”——“三面红旗风”。另一方面，不否定“三面红旗”，一切的“纠错”也都是“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他是坚持到底，“铁了心”的。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呢？

半个世纪前的装X大赛——1960年，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如约而至，饿殍遍野，中南海内大装逼开始，毛宣布不吃肉蛋，与朱德将口粮标准减至每月26斤，周恩来报24斤，刘少奇报的最少，18斤。然后空闲时间就领着老婆王光美在中南海挖野菜，TMD挖野菜还拍照，当时照张照片得一块钱，够买户口本粮食十斤了。

毛泽东由于年老体迈，已经没有体力和精力控制了，毛泽东只能保证自己在惊涛骇浪中，不会带着家人亲信沉没。而周恩来却利用这个机会，推波助澜，巧妙利用毛泽东这把刀，杀光了政治对手，一旦毛泽东去世或下台，唯一接班人选就是自己。周恩来心急之下，向林彪下手，本以为借此让毛泽东下台，谁知毛泽东不仅保住了权位，而且发现了周恩来的别有用心，毛泽东这才发觉自己毁在了周恩来手里。

喜新厌旧，始乱终弃是毛泽东性格中很突出的一条，没有一个朋友他能相处得长，当他的朋友是一件很倒霉的事，因为他最终会将这些朋友一一搞掉，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林彪全都没有好下场，真正有始有终的也就是一个康生、一个柯庆施（死得早）、半个周恩来。文革中，彭真首先被毛泽东清洗，他心中无限不服气，委曲鸣冤说自己是当年在延安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此事并没有其它人证，也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场合，估计不会有假。但毛泽东毫不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