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周恩来侧目观察毛、林。事后摄影记者被周大骂一顿。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

周恩来是刘少奇专案小组组长、刘少奇死；周恩来是彭德怀专案小组组长、彭德怀死；周恩来是贺龙专案小组组长、贺龙死；周恩来是陶铸专案小组组长、陶铸死；文革后资料证实，周签署大量逮捕处死的命令，他见死者家属最经典一句话是：“我来晚了”。最著名颂毛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周恩来指挥。每一个独裁者背后都有几只拍马巨手在支持，否则独裁者自己拍不响的。

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周恩来之所以狠是因为他与刘少奇势同水火，不斩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要让刘少奇成为活靶子，成为他推动文革深入进行样板和催化剂，以方便毛泽东派别的人彻底清理刘少奇的派系人马。

毛担心会有人对他采取激烈手段，他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发出警告。（网络图片） 五种死法中央警卫团遭清洗 由于来年又要饿死更多的人，毛担心会有人对他采取激烈手段，他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发出警告。当时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访问中国大陆，毛在接见他时说：“我随...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

吴法宪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吴法宪在临终前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中披露，“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

1945年9月3日，重庆。胜利日欢庆晚宴上，蒋介石亲自向中共首领毛泽东敬酒，毛则高呼蒋介石万岁。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的形象与蒋介石“独夫民贼”的形象，将被盖棺论...

对于军装的迷恋是真实的，对于单调服饰的排斥也是真实的，今天接着讲文革时期的服饰，这一次，我们来讲讲，在“武装”背后，大家对于“红装”的渴望。 1968年8月18日，恰逢毛主席穿军装接见红卫兵两周年，上海人忽然沸腾了。 沸腾的原因并不来自最高指示，而是来...

自此以后，“保持晚节”差不多成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口头禅，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不断地讲，尤其是每当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的关头更是如此。他反复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节，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着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并且身体力行。

毛泽东与江青在“文革”期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不要把这种关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为了维护毛泽东，而把一切脏水都泼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应把江青干的一切坏事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甚至说成是“五人帮”。

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

「卢沟桥事件」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到处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

（右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08年夏，届中共建军80周年，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林彪身着军装的标准像赫然现身，官方媒体报导时，用所谓的尊重历史来予与诠释，展览馆处长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该处...

批罗虽是大方向，但林彪却要求批罗不许涉及贺龙，实际上是保护了贺龙，避免军内斗争扩大化。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

当时（1928年）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同样是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开展宣传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回忆录》）

我国大陆人真的没有公共精神和是非观念？不明真相，就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打倒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国共产党全党那几千万党员当时有公共精神和是非观念？如果不诚信也有是非观念，那么你说的我国大陆人人都有是非观念就是真的。除非不想活了，否则，哪个人敢私下抗议党？请用...

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反右的数量和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是刘邓给毛上的一道形左实右的大菜，与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为主，分批摘帽的原则，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五十五万人中，三十多万人被分批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史实再次印证，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就是小平。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的千古大冤案，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充份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毛泽东后来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

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不被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建政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