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

「卢沟桥事件」根本就是中共北方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到处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西安事变」。

（右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08年夏，届中共建军80周年，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林彪身着军装的标准像赫然现身，官方媒体报导时，用所谓的尊重历史来予与诠释，展览馆处长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该处...

批罗虽是大方向，但林彪却要求批罗不许涉及贺龙，实际上是保护了贺龙，避免军内斗争扩大化。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

当时（1928年）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同样是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开展宣传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回忆录》）

我国大陆人真的没有公共精神和是非观念？不明真相，就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打倒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国共产党全党那几千万党员当时有公共精神和是非观念？如果不诚信也有是非观念，那么你说的我国大陆人人都有是非观念就是真的。除非不想活了，否则，哪个人敢私下抗议党？请用...

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反右的数量和过程中出现的过激行为是刘邓给毛上的一道形左实右的大菜，与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为主，分批摘帽的原则，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五十五万人中，三十多万人被分批摘除了右派的帽子。史实再次印证，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就是小平。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毁灭、受冲击、下放劳改的千古大冤案，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充份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毛泽东后来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

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不被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建政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

朔评：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说穿了，就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阶级，普通百姓则仍然处于被奴役统治、被残酷剥削的社会地位！」 【地主与农...

“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 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 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而且毛“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对毛来说，那是相当有乐趣 的。”

如果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19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满的话。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其与毛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为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清理了刘少奇这个老二，按说周恩来这个老二也应该跑不了了。可是早就在此之前，当毛泽东询问整倒刘少奇以后怎么办时，聪明的周恩来推荐了林彪，甘愿自己成为第三乃至更低的人物，从而避免成为毛泽东的直接打击对象。直到林彪被迫叛逃坠机而死之后，周恩来想不当老二也不行了，因为毛泽东实在找不到可以担当老二的人手了，周恩来自然而然的就浮出了水面。

1966年，日本普通人家的生活。日本人家里已经有了电视机，吃饭有好多菜，吃完饭还有水果，可那时的我们还一直以为别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到底是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1966年因“三面红旗”极左路线错误而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到衡山找百岁老道士算命，老毛不仅算自己命，还要道士算刘少奇(国家主席)、林彪(毛原定接班人)的命，不知是否老道士泄露天机，回北京后，毛泽东就掀起十年文革浩劫，倒下的革命老同志何止刘少奇。

73年6月，美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一位副处长执笔，写成一文《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第153期上。7月初，王海容给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毛听后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

林彪拯救危机中的周恩来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