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评：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说穿了，就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阶级，普通百姓则仍然处于被奴役统治、被残酷剥削的社会地位！」 【地主与农...

“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 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 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而且毛“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对毛来说，那是相当有乐趣 的。”

如果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19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不满的话。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其与毛之间产生严重分歧，为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刘少奇思想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61年4月下乡后，半年多后，刘少奇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走上七千人大会的讲台，这个一向服从毛泽东意志的人，终于斗胆、不屈不挠地说出了一连串为毛泽东所不爱听的话，也因此为他自己埋下了“万劫不复”的祸根。

清理了刘少奇这个老二，按说周恩来这个老二也应该跑不了了。可是早就在此之前，当毛泽东询问整倒刘少奇以后怎么办时，聪明的周恩来推荐了林彪，甘愿自己成为第三乃至更低的人物，从而避免成为毛泽东的直接打击对象。直到林彪被迫叛逃坠机而死之后，周恩来想不当老二也不行了，因为毛泽东实在找不到可以担当老二的人手了，周恩来自然而然的就浮出了水面。

1966年，日本普通人家的生活。日本人家里已经有了电视机，吃饭有好多菜，吃完饭还有水果，可那时的我们还一直以为别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到底是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1966年因“三面红旗”极左路线错误而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到衡山找百岁老道士算命，老毛不仅算自己命，还要道士算刘少奇(国家主席)、林彪(毛原定接班人)的命，不知是否老道士泄露天机，回北京后，毛泽东就掀起十年文革浩劫，倒下的革命老同志何止刘少奇。

73年6月，美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一位副处长执笔，写成一文《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第153期上。7月初，王海容给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毛听后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

林彪拯救危机中的周恩来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

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邓小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谈“过失”，其实等于把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划了等号。

“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彭德怀的“万言书”众所周知，刘少奇的“万言书”却一直鲜为人知。对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愤怒声讨的刘少奇，竟然忘记过去自己也曾写过“万言书”的历史。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比，刘少奇的“万言书”可谓名副其实。更让彭德怀“自愧弗如”的是，刘少奇当年上“万言书”和作大报告“公然反党”，可他竟然“安然无恙”，不但没有被打成什么“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友。

陈伯达一生始终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跳来跳去。毛泽东说陈伯达是个国民党。他1925年加入国民党，最早是军阀张贞64师师部秘书，然后是国民党汕头党部秘书，何应钦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被捕，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在狱中写信请张贞救他。张贞在国民党军界活动成功，陈伯达写没写自首书,由于他一直处于老虎的地位，史界也未搞清楚。然后他先在北平，后到延安。陈伯达常常言语不清，貌似迂腐。这个外貌，在官场帮了他的大忙。大家不防他。其实，貌似大憨的人往往藏着大奸。这也让他在日后进入了中共权力核心。

大量印刷、发行毛泽东著作，即使相当部分由公家购买，毛都一直照收稿费与加印数稿酬。 神化领袖，或说搞个人崇拜，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个通病。既为了夺取政权，也为了巩固政权。中共也不例外。大约从1940年代初开始，党内有些人基于各种原因，便一步步去神化毛泽东，...

毛泽东不仅耗尽了传统的帝王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帝王气十足的话语资源。毛泽东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式的集帝王与话语、集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于一身的帝王。毛泽东是绝代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泽东以后的专制者，不是垂帘听政，就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也依然像个公务员。

在中共建政之后，尤其文革期间，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两大重要手段：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

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