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着力解决各路诸侯的分散主义问题。至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则是要附带解决的次要问题。“毛泽东顺应人心，毅然改变了会议方向；刘少奇讲话直言不讳，痛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固然令人称道，会议后来取得的积极效果也让人称赞。”但是一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竟然没有使中央领导发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是集体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饶漱石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想拿副部长安子文开刀。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邓小平在专门研究起用朱镕基时，问起朱是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右派问题，举出邓自己历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经历，要求朱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朱当然心中有数，“夹着尾巴做官”。朱镕基的姿态基本代表党内右派干部的立场，息事宁人，很少有人会再去揭这历史疮疤。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但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开始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使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由于林彪事件，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已经成了笑话。毛泽东灰头土脸，“精神颓唐，...

陈毅之子陈小鲁披露，陈毅死前，他看父亲被疾病折磨太痛苦，曾想放弃抢救。但医生说了两句话：“你说了算吗？我们敢 吗？”同为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层人物，陈毅的“求死不能”与刘少奇、贺龙等人临死前“生不如死”的境遇大相径庭，凸显文革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本色，什么都可 以政治化，死亡也不例外。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力荐粟裕当元帅，但没有成功。因为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正在北戴河疗养，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1，政治目的，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形式，在这种状态下修改的图片，大都是执行任务或是不承担责任；2，被美学所支配的修改和创造，这种情况是将主要人物突出，巫鸿先生称之为“升华”；3，心理作用下的自动修复，这有点像电脑软件在有些情况下会自动的修复某一文件的碎片，修改图片的人大都是工厂的印刷及上色工人，专业术语叫“修版”；4，主动创造和虚构一个主观的场面，把不存在的、但需要表达的主题，通过不同的图片剪裁和拼接，从而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画面，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

“可以对现场分析一下，当时刘少奇头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遗体被白单子包起来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内，谁会知道那是刘少奇，任何人都不准接触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是军人戴著口罩手套把他推进焚尸炉的!共产党宁可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敢违抗组织纪律，有谁胆敢私藏烈性传染病人的骨灰!有哪个觉悟的工人能隔著包裹的白布和塑料袋能认出一个死尸来??这和亩产万斤粮一样，都是为党的政治需要服务!”

1966年6月，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主持文革工作。王光美刚到清华，就运用她在四清运动时创造的整人经验，大肆迫害清华师生。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叫蒯大富的学生被她打成右派后，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成了全国最出名的造反派，不但将她逮捕，更是第一个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最终成为她丈夫的掘墓人。

刘少奇被批斗（网络图片） 【编者按：曾任两届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作为中共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中共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1950年，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立威，鼓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鼓励杀人，消灭地主阶级。血腥残暴的酷刑在土改运动中...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绝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

1963年2月11日，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毛泽东通过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阶级斗争而发动“四清运动”，并最终将斗争矛头对准对其威望和权力威胁最大的刘少奇。“四清运动”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网络图片） 由于50年代末发起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空前...

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刘少奇却提出由朱德出任国家主席，而朱德则推举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他们完全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而信以为真地考虑起如何接替、由谁接替毛泽东的职务，还愚蠢地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拿出来讨论，并最终通过决议。这就从客观上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拱手让出国家主席这一仅仅是名誉性的职务。刘少奇也同意毛泽东的辞职并接受大家的推举出任国家主席职务。从这一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刘少奇杀身的命运。

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逝世。”

唯独高岗不是毛泽东主动整的，而是被毛泽东无情抛弃了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刘少奇也是众多支持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甚至到了1959年，毛泽东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给了刘，而刘作为报答，在庐山会议上则配合毛整了彭德怀。面临几千万人饿死的现实，毛刘的分歧发展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林彪站了出来，无耻的为毛泽东涂脂抹粉，一举扭转了大会的方向，为毛泽东挽回了面子。失之于刘少奇，收之于林彪。从“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加强了，整治刘少奇的歹念再次产生了。

周恩来是一个深得厚黑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手腕非常圆通，善于左右逢源，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自夸的话说，就是“天性富于调和”，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还得了一个“不倒翁”的名号。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

毛泽东之所以那样“癞子打伞——无法无天”——不经过国家法律程序，甚至不经过党内组织程序，竟然一个人说了算，就随心所欲地轻而易举地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不正是因为刘少奇当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极力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成为超然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神而造成的“恶报”么？刘少奇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块“石头”，就是他曾经热烈鼓吹和极力制造的个人崇拜。

刘少奇在努力争取让粟裕授衔元帅。由于周恩来坚持给陈毅授衔，刘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1958年，彭德怀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震怒，被解除总参谋长一职。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也因“里通外国”被打倒时，刘少奇曾劝粟裕提出申诉，但粟只表示感谢，不愿在彭受批判时提出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