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中国拖入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这一年，周恩来已经年近古稀，刚刚过完六十八岁的生日，旋即被卷入政治风暴的中心。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就是在这种天下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的。这十年，“保持晚节”成了周恩来的口头禅，却到头来没有保住晚节。
晚年周恩来
“保持晚节”的表白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口头禅。它透露出周晚年心态，是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这种“保持晚节”的心态，说穿了不过是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带有明显的愚忠味道。不管以后的是非对错如何，总是先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自延安整风以后，这已成为周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和准则。
在文革前夕密云下雨的日子里，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将有大的动作。尽管这时他对毛的全盘意图还不大清楚，不过凭借其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诡谲，山雨欲来，并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
像罗瑞卿的问题，周恩来就看出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政治上的交易。所以当深感委屈的罗瑞卿要求见毛、林一面，当面把问题解释清楚时，他就给挡了下来。但罗不知就里，仍然执意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周本人也在电话上急了起来，大声说道：“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在意识到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周恩来行事十分小心，处处谨言慎行，在政治上采取远事避祸的态度，继续埋头于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尽量避免过问其它方面的事情。然而，后来事态的急剧发展，并不以他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很快便把他一步步推向政治风暴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大体就绪后，抛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而出师不利，不仅在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深文周纳，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这样一来，周恩来身不由己，只好奉命介入，从此卷入文革的旋涡之中，并且越陷越深。从一开始，他便面临著两难的处境。从内心来说，他并不赞成姚文元文章中过火的政治批判，清楚这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搞法只会伤害知识分子，造成学术界的思想混乱，令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在这个问题上，他更倾向于执行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搞一言堂，唯我独左，靠政治运动来解决学术问题。同样，在治国思路上，周也是希望走由他不久前在三届人大宣布的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年搞政治运动。
然而，毛命难违，周恩来既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整人的厉害手段，不敢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早已习惯于顺从毛的意志，凡事听命于毛。自延安整风以后，他早已洗心革面，在政治上形成了对毛不可动摇的信仰，把他看作是个人、全党乃王整个民族的精神主宰，因而对毛的独断专行总是逆来顺受，不管后来的是非对错如何，首先总是要在政治上跟着毛泽东走。这已成为周氏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在两难之中，善于调和矛盾的周恩来采取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先是说服彭真，提议召开专门会议，博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同时又竭力淡化姚文中的政治批判色彩，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为此，他有意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煞费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解决了在北京转载的问题，从而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势态的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携带旨在试图对已经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术批判运动加以约束的“二月提纲”’专程到武汉汇报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麻痹对手，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又对江青面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争中扮演威慑力量的角色。
一个月后，一直在幕后评估形势，寻找做文章的题目和时机的毛泽东发动了第二波攻势，拿刘少奇所掌管的对兄弟党的工作开刀，有意在政治上造成“关门打狗”的局面。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决定派代表团前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采取在会上与之斗争的方针。同时在中日两党联合声明的问题上，考虑到日共非执政党的处境，同意在两党联合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外交部的简报批给在京中央常委，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毛称此举是当作“挑战策略”的t(L最后无非是兵临城下“l：，完全推翻了在京常委原先所作的决定，彻底关闭了中苏之间仅有的对话大门。
接着，毛泽东又向纵深突破，矛头直指刘少奇的亲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提出”北京有人造反“;并针对中宣部扣压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稿件一事，警告说：宣传部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该部因鼓吹推行”包产到户“而被撤销-一作者注)!
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后，却得不到两人积极的响应。刘本人更是不会赞成，所以只好暂时作罢。
散会后，刘少奇出访东南亚。一直在一旁观风的康生趁机奏了彭真一本，给苦于一时找不到借口的毛泽东提供了炮弹。康生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汇报了不久前，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了“。
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说服党内多数人相信彭真等人确实正在阴谋反对他本人，”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迫在眉睫，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来彻底摧毁他们。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定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平心而论，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周恩来对彭真的为人并无太多好感，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期间。当年彭真追随毛泽东、刘少奇整肃党内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唯我独革，不能容人的霸气，让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当时周氏自觉理亏，并没有过多计较，长期以来，还是一直把彭作为党内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在工作中，更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的欣赏和重用，让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而对他尊重有加，乃至以党的副主席之尊，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此，彭真曾多次对自己下属不无感触地提起这一点。
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根据江青的告状，为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土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泽东碰了一个软钉子。
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抛出彭真的决心已下，而且正在盛怒之中，如果这时再为彭真讲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因为毛在这次严厉斥责彭真包庇资产阶级学阀和反共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点了周的名，说：“周同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
尽管周恩来此时对毛泽东如此大动干戈仍有不理解的地方，对局势的发展也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有一个信条支配着他：那就是在政治上要跟着毛泽东走，保持自己的革命晚节。这是自延安整风以后，他始终恪守的政治准则。此外，毛的政治谋略、驾驭大局的能力以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脾性，在党内都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任何企图与毛泽东硬顶的作法，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对这一点，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
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一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相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回家检讨休息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不仅如址，周恩来的表态对不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力的牵制。纵使他们有心对彭真援之以手，也会囿党内力量对比的形势而感到孤掌难鸣，况且他们目前远离京城，鞭长莫及，等他们回来以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忍痛演出“挥泪斩马禝”的一幕了。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后来文革中的红人充当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在学术批判问题籼慨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丰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住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刘少奇的软弱退让，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附和屈从，令毛泽东更觉得可以无所顾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放手大干。一九六六年五月Pq日至二十六日，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费心思，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容，并饶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睛之笔，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危言耸听地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颠覆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产”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也很重，给与会者不小的思想触动。同时，它透露出周恩来晚年的政治心态，成为解读他在整个文革期间内心世界及其基本政治态度的一把钥匙。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周恩来还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剥笋”政策--不断清除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像层层剥笋一样，剥掉他们，说：“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他表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氏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保持晚节”问题本来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日益感到他的主张在党内曲高和寡，不为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所以挖空心思地祭出了这一武器，专门用来对付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他在各种场合提醒党内老同志要保持“无产阶级晚节”，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甚至还刻意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引经据典，用《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强调一个人保持晚节是最难的。文革前夕，毛更进一步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对史学界评论李秀成自述一事，亲笔批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这种敲打，在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人们纷纷以此来自律自勉，唯恐在跟着毛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后不能保全自己的晚节。像军中老帅叶剑英就在批罗瑞卿的会议上有感而发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
不过，要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思想上对此受触动最大的还数周恩来。他一直把在政治上保持革命晚节和忠于毛泽东本人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深受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包括其中的忠君思想，内心深处对毛的尊崇、敬畏乃至感戴之情，都远在一般人之上。实际上，自延安整风以后，周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事君之道来处理与毛的关系，尽心竭力地侍奉他。在重庆谈判时，周忙里忙外，除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外，还充当了毛的“大警卫员”，对毛照料得无微不至。
中共建政以后，周恩来更是身体力行。而骨子里帝王思想浓厚的毛泽东对这一套搞法也怡然自得，在中共立国以后，更是处处摆出一副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独断乾纲，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在中共党内借尸还魂，大行其道。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唯毛独尊，以封建君臣关系来顺从迎合毛，早已相沿成习，无人不恪守遵行。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
应该说，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把它在党内宅于一尊，开了恶劣的风气之先。其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主持军委工作带头大搞毛的个人崇拜更是推波助澜，周恩来也难辞其咎，在这方面是带了头的，把对毛尽忠守分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林、周两人这样做，虽说都有在政治上韬晦防身之意，所不同的是，林彪搞的是两面手法，阳奉阴违，表里不一。而周则更多的是诚心信守，身体力行。
对此，周恩来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忠于毛泽东，虽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忠君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毛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在近代饱受屈辱和挫败的中国人为了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因此，遵从中国人民的这种选择，乃是天经地义的，是历史的需要，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什么愚忠。
更何况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一生理想和事业的旗帜，正是在毛的领导下，才成就了革命大业，才有了他今天的一切--作为泱泱大国的总理，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显露身手。周氏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因此，忠于毛很自然地就和他全部的政治信仰，诸如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等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中最高的体现。
另一方面，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这既与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有关，在革命的队伍中并非“根正苗红”，同时也和他在二十年代那段与毛泽东的历史恩怨分不开。按照中共在政治上衡量干部的标准，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本来就属于大节己亏，如果再在历史上反对过毛，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对此，周的内心一直深自愧悔，引为终生教训：大节既亏，晚节岂可不保?因而他在政治上更加小心谨慎，处处夹着尾巴做人，在工作上尽心竭力，任劳任怨，以求补过。对毛则更是低首下心，隐忍屈从，唯恐一误而再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的“保持革命晚节”，正好切中周恩来的心病，让他怵然惕厉。况且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半个月前，毛在提出“剥笋”政策的那次与外宾的谈话中，又当着周的面，再次提及他在江西时期挨王明路线整的那段经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并意在言外地说：“那个时候一个鬼都不上我的门，有一个鬼上门，就算我有群众。”
无论毛泽东此举是否在有意敲打周恩来，他却宁可这样理解，并把它看做是毛在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中对他政治态度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正因为如此，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意选择了“保持晚节”这个题目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表态。他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在三十年代反毛的“错误和罪恶”“，心情沉重地说：“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表态，特别是“保持晚节”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说：“保证不打自己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断地讲(周恩来插话：也还要警惕。)，人人都要警惕。只要不搞个人野心，不搞个人主义，不打自己的旗帜，我看总可以跌倒了爬起来，慢慢地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