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少奇从未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2、刘少奇从未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文革”初期工作组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刘本人就是毛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刘其实没有任何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刘在中共党内地位之脆弱如毛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

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一个人。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练了自己！”

在党内权力斗争中，那些一线人物和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在毛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无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赵高属于无产阶级。

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蒯大富也被通知（这是最高指示！）参加这次大会。——从“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蒯大富参加这个会，神速地贴出大字报，宣布：“我见到了毛主席！”在毛泽东和清华文革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这是毛泽东非常高超、无与伦比的一招！其作用重大，寓意深刻。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绝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

文革，上海某重点女中。一群14岁的女孩，围斗一名语文老师吴。先生已五十开外，挂牌低头满身颤抖。突然有个姓边的女生拿来一饭盒，朝饭盒里吐了几口痰，强迫吴吃下去。一些围观的红卫兵呆了，但谁也不敢阻拦。此后，有些人成了逍遥派。人，处在那样环境会受影响，但人性的东西，却因人而不同。 仅仅就资本主义危机来说，这也几十年过去了，怎么还没瓦解？倒是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连传播者都翘了……

“人民公社”这个名词，就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

包括娥特在内的建制成员，他们以为为北京效劳会得到中共的赏识而升官发财。其实一旦条例通过，将来连他们都逃不了被“送中”的命运而玩火自焚。这不是虚言恐吓，而是中共历史上已经证明了的。

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在中国古代的君主中，恐怕找不到几个人曾连续地亲手杀死或逼死自己安排的储君。而毛泽东就偏偏这样做了。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或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都是他先后钦定的“接班人”。刘、林不但隶属于毛的嫡系，而且都曾经对毛不遗余力地大肆吹捧而获得信任。不可理喻的是，毛偏偏对这两人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

一九六一年在泌阳县邓庄公社某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当包队干部，该大队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划了自留地给农民，又默许农民上山开荒种地，收获归己（那里地广人稀，山坡上能开垦的荒地很多），到这年秋收后，当地农民面貌已大为改观，不仅都能吃饱肚子，还有余粮，劳力多又勤劳的农户有的到过年时还杀了年猪。

我们吃过忆苦饭，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还听老工人、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动、也不感人，尽管大家口号震天，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尤其是忆苦饭，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天天吃窝头加盐水，而且还吃不饱，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为自我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可是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光辉形象"，然而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怀疑，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不充分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抛弃周恩来这样的"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润之为人，向来死不认错，对罪己诏那是极端鄙视，认为承认错误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情。对于错误，他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哪怕这个错误更大。于是，庐山会议左没有反成，反而变成了反右，一条道走到了黑。毛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

中共从建党的第一天起，其党内的权斗从未间断过，而且相当残酷。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对其一手提拔的接班人刘少奇，在文革中利用所谓的群众运动将其打倒。刘少奇最后凄惨地死去。毛泽东曾经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中国那支共产党中的地位最多是B的位置，而A仍然是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无疑毛泽东明白自己的地位，他完全了解自己的行为像以往一样，正被主子的其他代理人密切监视着和考察着。对这些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能怀疑谁呢？党的第二号人物、苏联训练出来的刘少奇，就可能是受命秘密监视他的那些人之一。而且即使他知道，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在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批准之前，不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如果他不忠诚，在他能清洗其他人之前，自己就被清洗掉了。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绝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而一年多后，1966年，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地”就是身后之事，历史将如何评价他？身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掘墓鞭尸的伍子胥，会不会出现一个做秘密报告的中国的赫鲁晓夫？过去，我们常常将此叫做“赫鲁晓夫情结”，其实中国特色的“赫鲁晓夫情结”就是“伍子胥情结”，所以那几年他老人家常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老人家的心思，就在于此啊。毛泽东也就认定了刘少奇就是当代的伍子胥、中国的赫鲁晓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