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2017年拜访巫宁坤先生后所作。一我最早知道巫宁坤先生这个名字，是通过一本叫做《英语世界》的杂志。那时我是一个英语爱好者，每期都买，因为这本杂志选材精确，选文题材广泛、隽永雅致、科目繁多且中英文俱佳，所以引起我的巨大兴趣。虽然英语没有学好，却通过这本杂志读到了很...

自1949年建政以来，凡是社会上开展的各项运动，吴晗无不积极参与，走在前头，一时风头无两。他可以把保护古建筑的梁思成批得失声痛哭；登上大会主席台高喊“我愤恨，我控诉”，痛斥“章罗联盟”；在批判罗隆基时，他一口气点出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等17个人的名字，使他们个个划为右派。然而真正让人敬佩的却是陆校长家的女佣，她宁可以死相拼，也绝不昧着良心出卖主人。在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女佣面前，那些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只剩下摧眉折腰的奴才嘴脸。

回国几个月后，巫宁坤就开始被迫接受思想改造，而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浪潮，巫宁坤都没能幸免，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1979年摘帽，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险为饿殍，九死一生。在1986年，他用九个字归纳自己的一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二届院士，1962年加入美国国籍。

郑念（左）与巫宁坤夫妇56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地向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立即有人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英明领袖想出来的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到头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年青时候，未经丧乱，哼这雨句词只感到一点淡淡的哀愁，并不体会离别之伤痛。后半辈子，苟全性命于乱世，亲友往往天各一方，离多会少，久而久之大家对生离死别也麻木了。劫后余生，浪迹天涯，往事回思如细雨，有时反倒不免黯然神伤。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在北京，...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章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蒸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

翦伯赞的批判发言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白纸黑字，列举张东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为证，给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下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基调。这就有点致人于死命了。赵萝蕤动员巫宁坤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回到大陆，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任人摆布。但巫宁坤心中有数，知道这是他顶撞翦伯赞付出的代价。

一毛得过几次重病，求医艰难，几乎濒临死亡。八九岁时在合肥曾两次被强奸。1966年8月她自己去医院拔牙，雨中归途被一名解放军用像章诱骗至树林里强奸。另一次是巫被批斗时，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张定鑫乘人之危，将一毛诱骗至家中强奸。她在小学时，遭受歧视，屡被干部子女、红小兵欺侮凌辱；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头发、殴打，遍体鳞伤，甚至昏厥。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

冒效鲁，字叔子，晚清末年出生于江苏如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由上海复旦大学奉调到合肥新建的安徽大学，任外语系俄语副教授。听说他是明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后裔，家学渊源，工旧体诗，与钱钟书唱和不绝。到安大后，他写过一首七绝，歌颂鲁迅精神，登在官方刊物《安徽文学》上。一开头的两句是：身...

1951年，正在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巫宁坤，受燕京大学赵萝蕤教授之邀，毅然放弃博士论文的撰写，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动身那天，李政道送他上邮轮时，他劝李政道也一同回国，李政道笑着拒绝了。回国不久，巫宁坤便不断受到运动冲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在思想改造中表现不佳的巫宁坤被分流到天津...

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一毛得过几次重病，求医艰难，几乎濒临死亡。八九岁时在合肥曾两次被强奸。1966年8月她自己去医院拔牙，雨中归途被一名解放军用像章诱骗至树林里强奸。另一次是巫被批斗时，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张定鑫乘人之危，将一毛诱骗至家中强奸。她在小学时，遭受歧视，屡被干部子女、红小兵欺侮凌辱；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头发、殴打，遍体鳞伤，甚至昏厥。

冯友兰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冷冷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