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效鲁，字叔子，晚清末年出生于江苏如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由上海复旦大学奉调到合肥新建的安徽大学，任外语系俄语副教授。听说他是明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后裔，家学渊源，工旧体诗，与钱钟书唱和不绝。到安大后，他写过一首七绝，歌颂鲁迅精神，登在官方刊物《安徽文学》上。一开头的两句是：“身无媚骨奉公卿，笔驶风雷魍魉惊，”传诵一时。不久之后，政治运动一来，系内的好事之徒便结合他平日的“反动言论”上纲上线批判，一口咬定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反诗，以歌颂鲁迅为名，行恶毒攻击共产党领导之实，斯可忍，孰不可忍。好在诗人脑勺后的小辫子大把抓，再添一条也无伤大雅。
时隔不久，陈毅元帅驾临安大视察，指名要拜望诗人冒效鲁。这可惊动了大学的党政领导，由校长亲自陪同元帅登门造访，并派保卫科科长站岗放哨。原来陈毅当年任新四军司令员时，司令部就设在如皋冒家的一座庭园，本人也写旧体诗，遂趁便“礼贤下士”谈诗论文。冒氏一向直言无忌，也就趁便翻出“反诗”来向元帅求教，陈毅连称好诗。从此以后，领导和同仁对他都另眼相看。逢年过节，校长必首先登门祝贺。全校上下，人人尊称冒老。
我是一九六二年才有幸结识冒老的。前一年，我在举世闻名的清河农场劳改，饿得奄奄一息，经妻子从合肥赶到北京奔走，终于得到“保外就医”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到安大家中，由妻子抚养。六二年秋，我当上外语系“临时工”，教高年级英语，并参加“统战对象”的政治学习。我头上戴着“极右分子”和“劳动教养分子”两道紧箍咒，学习时除了检讨不离口，连口大气儿也不敢出。而冒老哩，谈笑风生，放言无忌，与我的寒酸相真有天壤之别。私下里，我们倒是一见如故，加上我当年在北京也和钱钟书先生有过一些交往，因而又多了一重关系。有一天，我盛赞他的两句“反诗”音韵铿锵，气势磅礡，极之令人振奋。他呵呵一笑，说鲁迅若是不死，五七年不打成“右派”才怪哩！又说，自己居然逃脱一顶“右派”帽子，可能是祖先积德吧。
无奈好景无常。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冒老是全校首先抛出的头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接着是批斗会、抄家、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劳改、等等、等等。我因为只是一名“临时工”，虽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毕竟也不过是一头“死老虎”而已，因此，我竟然官封“牛鬼”学习小组长。外语系教授、老讲师衮衮诸公，不下一打之众，都归我“领导”。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所谓学习就是人人交代、检讨，互相揭发、批判。听冒效鲁（已经无人称他“冒老”了）检讨交代，几乎是一种享受。他的开场白总是：“我姓冒，冒充的冒。我是一名死不改悔的反动知识分子，却冒充什么教授、诗人，真是恬不知耻。”交代起历史来，一口“京片子”，侃侃而谈，毫无愧色。可是结尾一定加上：“我的罪行罄竹难书，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有一天，会下我问他：“老冒，你一死还不能赎罪，欠下的罪谁来还呢？”他一面抽烟，一面说：“唉，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嘛！还不完的债还可以一笔购销吧。”随即哈哈一笑。
一九六八年冬，我和他一起作为“校管专政对象”，由红卫兵押送，随全校三千“革命师生”到和县（古和州）乌江参加“斗、批、改”，我们这号人就是“斗、批”的活靶子。经过半年的折腾之后，我们两人被分配到南庄生产队，按“物以类聚”的原则，住进富农金家大嫂家一间屋子里，由红卫兵陈宇负责监管。小陈是俄语专业学生，淮北农家子弟，粗眉大眼，秉性耿直，不时和工宣队师傅发生顶撞，却好与老“牛鬼”谈诗论文。我和老冒，身困“牛棚”。居然可以放眼古今，与小牧童言笑无忌，也算人生一乐也。
一日，牛郎把两头老牛赶到霸王庙去放牧。老冒也不过六十来岁，却故意摆出一副老态，步履蹒跚。恰好庙前路面年久失修，凹凸不平，他失足摔了一跤。小陈慌忙把老人家扶了起来。诗人脱口而出念道：“霸王庙前出洋相，教授原来是草包。”我也未加思索续了两句：“牛鬼蛇神我不要，滚回人间去改造。”陈宇哈哈大笑，连声说：“妙！妙！妙！”当天又到同学中去传播，后来因不抓“牛鬼”思想改造、散布“反诗”而受到严厉批判。
一九八零年，事过境迁，我重返北京任教。一九八七年，应邀返安大讲学，冒老携陈宇来宾馆访谈。冒老并不见老，谈笑风生，豪情不减当年。小陈已成家立业，任职数学系，对冒老执礼甚恭。谈话中提起霸王庙之行，陈宇一口气背出了那首“反诗”，我们都禁不住放声大笑。我因工作关系匆匆返京，行前到冒府向冒老和夫人告别。他说希望下次来多住几天，好好神聊一下。不料次年春，他就因心脏病遽发而弃世了。后来听说他的子女已将他的诗集付梓，至今尚无缘拜读，不知这首“反诗”收进去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