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57年，中苏关系趋恶，中朝关系因之改善，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示“八月事件”中方的处理欠妥；金日成则致信中共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德怀）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金日成的“告状”对象，从苏联变成了中国。毛泽东则表示：“高岗、彭德怀是我们两党的共同敌人”，“彭德怀不仅搞我们，也要搞你们的颠覆活动。”

特供制度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42年3月，在延安的高级知识份子王实味，目睹了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等级供给制度，撰文感叹说，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但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却一直在“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2012年美国承办的G8首脑会议，看不到主席台上坐的好几排领导，也没个桌子，椅子是凑齐的，只有2个服务生倒水……简单而温馨、自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有关延安认定的真正敌人，只消举一个例子便可了然。彭德怀被迫害死是毛的旨意，但通过周恩来之手。周在彭的调查材料上签了八个字“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于是彭的惨死就注定了。

彭德怀得知“九·一三”事件后，向看守人员说出了一番在今天听来都石破天惊的言论：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在《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倒是对娄山关一战记录有加；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他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四九年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泽东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

赵树理 上纲上线的一个例子：赵树理的罪名之一：还想和毛主席争高下？ 人性罪恶的一个例子：从三张桌子叠成的批斗台上向下推。 赵树理无限苦涩的幽默：党现在需要我当叛徒，我就当一回吧！ 说起赵树理，我们这一代人有谁不知道？中国的农民作家有谁比得上赵树理！有谁...

据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彭德怀曾经说周恩来：他（指周总理）到哪里，像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彭德怀又说：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彭德怀评价周恩来做事是事务主义。姑且不论这些揭发是否属实，彭德怀和周恩来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周...

吴晗告诉同为大历史学家的翦伯赞说：“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了几段。毛主席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

马弁劣迹忆当年——强奸民女的彭德怀 话说大约民国七、八年间，余大舅父李公望将军（湖南邵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起先在湘军部队中任职，其后投效国民革命军，官至陆军少将，一九四七年病逝。）在湘军第二师任连长时，驻扎在湖南省洞庭湖畔之南县。彭德怀（原名得华）...

彭年轻时在湖南军阀部队里面带兵，他为一个穷人兄弟打抱不平，派人去杀湖南华容县的土豪区盛钦，然而他派过去的人将区盛钦一家人，老人小孩，全部杀光，酿成了灭门惨案，案发之后，湖南军阀政府很快就逮捕了彭，并火速押解长沙，准备正法，然而彭在押解途中，对押解他的士兵许诺金钱贿赂，然后他抓住机会，跳河游泳逃跑了......

1959年，张闻天参加庐山会议。会议期间，同住在邻近的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周恩来如此反常，竟然失态大哭，究其原因，首先与周当时的处境有关。林彪是副统帅，二把手，周恩来亲手帮助毛把林除掉了。林死后，尽管毛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周由原来的第三位成为二把手。周害怕当二把手，因为毛身边的二把手都没好下场。刘少奇当初是二把手，被害死了。现在林彪死了，挡箭牌没了，他成了下一个活靶子。周深感自危。原本周护着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犯错误”被整下去，自己和毛之间的隔火墙消失了。

1959年，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向毛泽东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文革中，中共元帅贺龙、彭德怀均被迫害致死。后来，毛泽东绝口不提彭德怀的功劳，却念念不忘贺龙的功劳，还不顾江青等人的反对阻扰，给贺龙平反。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中共付出了巨大代价去抗美援朝，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却换来了跟朝方关系的恶化，这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为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毛泽东决定在朝鲜战后重建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如，1953年曾宣布整个朝战期间中共援助朝鲜的7.29亿元（人民币新币）全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后又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赠送朝鲜，作为战后重建费用。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1958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一笔帐？

60年前，我并不是这样认识。那时我拥护“正义的战争”，我还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那时我和我的战友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在为保卫新生的祖国而战，我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中献身是应该甚至是光荣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整个朝鲜战争夺去了数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

可是历史一旦为宣传口利用于政治文章，就会出现走形，变相。步枪从一百余条阔水为1000，机枪从4挺变为20的理由，想必是为了和之后吹出的“歼敌1000”的数字对称。此种操作事前容易，可是之后宣传任务不需要时，即使想纠正也不可能了。只得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否则怎能对得起已经对此深信不疑的4万万父老兄弟！不但会贬低党的威信，更会伤大众国民之感情！可谓骑虎难下矣。

戚本禹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他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彭德怀骂粟裕极其下流，超乎他的想象。中共建政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让其想不通。

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到了，想和女护士握手，护士不伸手；他要和战士握手，战士也没伸手，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告别了！”

为了应付科学家调查团，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只好向中央卫生部贺诚求援，派人到东北沈阳取回两个密封铁管的鼠疫杆菌菌种，作为朝鲜发现的证据，交给科学家调查团。吴之理担心这样做，仍难蒙过调查团，便向一位同事说：“万一到时仍难证明细菌战事，你就给我注射这种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志愿军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