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写了《我的知青50年祭》，让我哥们儿发到他的微信群里。真没想到，瞬间就传到了数不过来的微信群。网络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至近50年都没有片言只字的同学兼朋友都能找到我，迅速跟我取得联系。几个同学兼朋友就又混在一起，喝酒叙旧。我这同学兼朋友里就有国庆。当年也算是女中豪杰。后来，走...

1969年10月，邓小平赴江西劳动前请求面见毛泽东被拒，彭德怀临终数次求见毛终不可得，罗瑞卿恳请毛面谈被周恩来斥为幼稚，唯有刘少奇在批判全面升级前得到毛一次单独长谈，次日便遭遇更大规模批斗。这一系列相似又反差鲜明的历史细节，既是老一辈革命家身处绝境时共同的心理投射，也完整暴露了文...

暴尸荒野的女犯这是我去江西南昌约稿时，一位武警干部给我讲的真实故事。当初他曾经是执行死刑的人员之一。两位女犯平反后，他追悔莫及。我到赣州后，又有人为这椿案子找我……到了赣州，我住地委招待所，不知怎么回事，一天来了三个人向我告状。在他们眼里，《法制日报》...

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据陈康将军言，谢富治临终前，陈康将军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时谢富治尚认人，见老党员尤激动，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临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六九届，从来没有关于它的热点话题。随着时光流逝，它渐渐成为快被淘汰的词汇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被记入史册的专有名词！六九届释义六九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六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

我哥哥孙立博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幼年和少年的吴文北，诚实而重友情，乐观而开朗。文北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触犯了国家法律，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虽有伤人，没有命案；盗窃财物的总额也有限，罪不至死。然而，在‘文革’期间，司法并不独立，法律为政治服务。文北盗窃，涉及了外国人，在‘文革’期间给国家面子抹黑，就成为政治问题，被抓了典型，被从重从快，被全市游街，以至法国国家领导人出面说情，都没有能免一死，实是可悲可叹。后来弟弟文中被赦，放回法国，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的案子当时判重了。”

还是攻不进去。一会儿，喇叭声大作，来了几车援兵，到底是人多势众，没过多长时间就把那座楼攻了下来，我看着胜利者举着大刀和长矛，把一长串俘虏从楼里押出来，赶到汽车上，不知拉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失败者。 又过了几天，我们去郑州冷冻厂的冷库，看到了据说是国棉六厂“五卅惨案”中牺牲的五个人的尸体，大热天的，我们穿着棉衣进了冷库，居然冻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当然，其中也有看到尸体惨状受到惊吓的成分在内吧！

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小说、诗词折射的是那个疯狂、混乱年代，尚保有思考的人们的觉醒、怀疑、迷惘、悲愤、批判以及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尽管它们良莠不齐，甚至还都不能不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但它们让那个许多接触过的中国人多了一些思考，对那个年代保持了些许的警醒，对爱情保有了憧憬，并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光明。而张扬等人的遭遇则是中共罪恶历史上的又一笔。

类似《十万个为什么》被批的荒诞的故事在文革中并不少见。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翻译过《呼啸山庄》等名著的南京翻译家杨苡，曾在1959年为一组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一组宣扬从小要勤劳独立的儿童画小样配过儿歌，她因此在文革中被扣上了“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罪名而遭到批斗。原来她在一首儿歌中这样写道：“我和太阳来比赛，看看是谁起得快，拿起衣服穿身上，我比太阳起得快！”敢与“红太阳”相比，难道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显然，《十万个为什么》等以及编者在那个荒诞岁月中的遭遇，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避免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根除造成如此灾难的根源。

记得我上初一那年，那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呈现出一片学荒景象，学生上学时，学校不是组织我们学工、学农，就是放鸭子似的让我们岔着玩。一天我们班上平时几位爱打乒乓球的同学凑在一起将教室里的课桌拼成乒乓球台，然后玩起了一种名为争皇帝的游戏，这种游戏就是两人进行乒乓球赛，在比赛一局中赢球的同学...

文革开始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从1967年9月到1971年9月24日他被捕为止，中央共成立了14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林彪批准。 而曾是胡耀邦助手的阮铭在1994年发表的《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则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而这正是周为人究竟如何的明证。至于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护的，并非周有什么善心。

我在公社有线广播站准备传达地区团代会精神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在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知青群体中，每个人的际遇也不完全一样。当年，我所遇到的当地农村村民和基层干部，大都正直良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们给予我的感受，是人性大于阶级性；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改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