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
梅汝璈一生的辉煌都是在中华民国时代写就的;在中共统治下的后半生,他留下了什么?除了一部仅写了一半的回忆录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政治运动中受煎熬。 梅汝璈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一个盟委书记的妻子被打成“内人党”,一群壮汉将她打得半死,然后在她的阴道内放炮,致成伤残。 东苏旗宝力格公社,一大群群专队员抓来了老牧民策部格扎布夫妇及其儿子两口,竟然当众剥光了父子两代人的衣裤;竟然强迫母子、翁媳当众性交;四人不从,竟然将母亲、儿媳按倒在地,将儿子、公公强行压到母亲、儿媳的身上! 在哲里盟曾有妇女被逼着与公牛交配;尚有两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两只灯泡。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断胳膊、断腿多是小意思。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并在1999年授予或追授功勋奖章。这23名科学家除了任新民,还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23人中除了少数受到特殊保护外,很多人同样没有逃过中共的迫害。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一位领导同志表现很积极。抓住一件他认为反革命的诗句在本单位的职工大会上大加批判。说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说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明是反革命想复辟吗。又问,这是谁写的?他的秘书说:白居易。他说,把他找来。秘书一看觉得他越说越不像话,马上打手势让他别说了。因没有很明确的手势,做了个打篮球的暂停动作。我们这位领导同志理解错了说:打篮球去了?那也得把他找回来。
19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两派武斗阶段。我们村革命的重心,由起初的批斗地富反坏右转变为两派之间相互夺权的拉锯战,开始了激烈武斗。所有的村子都按观点的不同分成了两派,一直到公社到县里到地区。两派都有自己的组织名称,大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或领袖伟人诗词中的题名起的,如满江红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