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时中国人很愚昧，尤其是当时的青年学生不明不白地上了当，稀里糊涂地跟着毛搞文革还有情可原，那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像薄之流还想走毛文革之老路，还想把中国人推向苦难的深渊，还有人跟着大唱红歌，连手机的铃声都不放过，为什么？是还想拿中国人当傻瓜，还是个别像薄那样的人别有用心？不惜牺牲老百姓的生活为代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

绝大多数受害者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心理学上有"选择性记忆"的说法，是指人对往事记忆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之一，是人可能选取感到愉悦的事情记住，而将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对曾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情的记忆，会被彻底压抑，结果可能导致记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毛泽东“武力造反、夺权”的一声令下，全国红卫兵陷入疯狂，以“对付阶级敌人为名”任意施暴，数以百万人被批斗、惨遭酷刑或活活打死。为表忠诚，有学生打死老师、有子女批斗父母，更发生“人吃人”，残暴程度颠覆人类认知。

中国文革期间广西曾酿骇人听闻的屠杀和吃人事件，而当时的广西主要领导人韦国清是该事件的元凶。但中共当局以功勋卓著理由免于追究韦国清罪责。在他死去35年后再允许其骨灰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评论人认为事件显示习近平与毛泽东具有相同独裁本质。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的大礼堂、小礼堂，乃至操场，都成了批斗会的场地。（网络图片）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的大礼堂、小礼堂，乃至操场，都成了批斗会的场地。批斗大会开始，校长老师他们被鱼贯押上主席台，每个人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并打上一个红色大叉。每...

对我来说，城乡差别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它是一种回忆，一幅图景，是高山深谷，是一种令人战栗的现实。我宁愿那些富有人情味的乡土客店快些消失，尽管我曾在那里感受到古朴，安宁和愉快的气氛。我也宁愿那些车把式如今已经有了城里人的精明和狡黠，有了享受的概念，甚至有了无休止的欲望……谁赞美那个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的大车店，或者在瞻望未来世纪时无视这一悲哀的现实，那么他自己不妨先去住上一宿。

史铁生说“文革”颠覆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改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培养了许多畸形儿。 一叶知秋。我和史铁生谈到清华发小吴文北曲折命运和可悲结局。他六岁随父母从法国来中国并加入中国籍，在家里和法裔母亲说法语，发音字正腔圆，绝对唬倒外语学院二把刀教授。 在‘文革’期间，司法并不独立，法律为政治服务。文北盗窃，涉及了外国人，在‘文革’期间给国家面子抹黑，就成为政治问题，被抓了典型，被从重从快，被全市游街，以至法国国家领导人出面说情，都没有能免一死，实是可悲可叹。"

偶然读到有关文革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在美离世的新闻，好奇之下，找了更多相关报导阅读，发现跟着宋彬彬一辈子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之死，里头竟有个具熟悉感的鼻酸故事，卞仲耘的先生王晶垚，如二二八受难者台湾画家陈澄波的妻子张捷，拍下心爱的另一半被迫害残杀的身亡照，作为控诉的历史见证。...

1966年游行的红卫兵挥舞毛泽东的小红皮书。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于重庆小龙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年仅二十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

谢静宜的地位升格，成了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一九七五年春，毛在外地待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一九六四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