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场内部会议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内召开，参会者大多都是北京军区的将领。 一个特殊的参会者，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彭德怀元帅。 此时，彭德怀元帅已被免职许久，几年来，他备受批判，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着巨大的折磨。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卫戍区礼堂外，年迈的彭老总竟然又被人连扇两个耳光。 是谁打了彭德怀，他又为什么这么做？

孟庆生与我同年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他是车辆专业，没留在市区，分到郊区一个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齐市找我玩，见面总是那句话：那鬼地方不认足球，生活简单的每天就剩下了过程。这里盛行篮球，不像我们大连痴迷足球。他是学院的足球中锋。不久文革开始，再来我这里，他谈得最多...

1974年，20岁，女，S省T地区插队青年。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运压在我手上——一人一棵发烟卷——她和他走时中间隔着两三尺距离—&mdash...

图为鲍承模摄于1973年于永安中学。（博大出版社提供）历经六年，美国纽约州教育专家鲍承模完成了回忆录《共产哀歌——红旗下的岁月》，写下在中国大陆32年的苦难经历。‘专制社会把人变成鬼，自由社会把鬼变成人。’我的经历正是这句话的最好写...

文革批判斗争会。（网络图片）1957年9日29日，我被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为什么？是因为我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毛泽东真诚的表述。于是，讲了几句对我来说是真心话，可对别有用心的看来，却是犯了罪不可赦的滔天大罪。我说：苏联支援中国三亿尽是破烂汽车...

文革初期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恍惚是九、十月间，我家一次次被抄，批斗父母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时我们黑帮子女接到学校通知，要安排我们到顺义潮白河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天刚擦黑，我们这群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被老师带到村里的场院上排队，立正、向右看齐一顿喊。奇怪，那个时代一切向左，...

中国作家野夫今年62岁，祖辈在土地改革惨遭灭门，父亲也于文革期间被批斗，野夫本人则在六四后遭陷害被捕。中共在三代人生命留下的历史伤痕，成为人民被迫害的见证，也是野夫绝不能停止记录民间抗争的缘由。 野夫说，文革给当时年幼的他带来恐惧，不时有人拿机枪架在家门口，指著父辈们辱骂，也常有人来抄家。他对当时家中受迫害的情况感到疑惑，1978年上大学后，开始反思中共行径，而对党愤怒的心境也是从那时萌芽。

中共动员知青去农村山区上山下乡。（网络图片）我在农村上山下乡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1968年10月18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知青，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

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雁北的农村非常穷，年底几乎家家户户向队里交缺粮款。记得有一年，五舅年底分红只分了五分钱。当队长高喊五舅的名字时，同时大声报出：分配五分钱！满场爆发出哄叫欢呼。五舅起身，颤巍巍地从队长手中接过当天唯一分配的五分硬币，那枚硬币在他手中竟然闪了一道银光。那时的农民，...

如果你受过某人很大的伤害，而只是你一个人在评判他对你表示的悔意是否真诚，那么，由于你对他的深度反感，不管他如何表示悔意，你都可能觉得他不真诚。但是，当他在社会中公开表示悔意的时候，作出评判就不止是你一人，而且也是广大的公众。在一个公共说理起作用的理性社会里，公众能够对悔意是否真诚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他们识别真假悔意或道歉，主要也是从言语来看道歉者是否逃避自己的责任。

1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登载了两篇日后相当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篇是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何直是秦兆阳的笔名。当时，他担任着这家刊物的副主编，其实也就是主持工作的执行主编。他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上任，...

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给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恩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给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

孙启坤，女，北京永定门外台型机床厂退休会计，1966年8月27日被打死。孙玉坤，孙启坤的姐姐，北京西交民巷前细瓦厂2号居民，1966年8月29日被打死。孙启坤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教授（北京铁道学院在1969年被命令迁出北京，文革后在北京复校，现在名为北方交通大学）。1966年8月...

无耻带来解放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mdash...

1968年，30岁，男，F省S市某外贸公司干部头一个发现他不会笑的是个政工干部——一顶宁静的小帐篷——忆怪事时被忆出来——面对毛主席像的表情像哭——工宣队土法上马—&mda...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接受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从此，全国大串连和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聂元梓那时对大串连不积极，曾派人到北京火车站劝阻外出的北大学生回校参加选举校文革的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指导下，196...

我在道县采访期间哭过三次，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其中一次。这个女人，上头给予她什么样的力量，能让她活了出来？这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奇迹。 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不厌其烦地说着：“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