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合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林彪反党集团应该是中共党史上的又一大冤案。近年来海内外的研究表明，林彪并无任何反毛、反党的意图和谋划，而其子林立果因为不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祸害而制定的武装政变计划，林彪似乎并不知情。至于政变计...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王全璋如果没有接受海外资助一样要被定罪。如果接受海外资助要被定罪的话，中共是第一个要被定罪的，从建党之时的苏联资助的卢布，到改革开放美国资助的美元，有多少中共的项目受到海外资助。“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运动史！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前27年内，他们搞了55次运动！

林昭在北京陶然亭的高君宇及石评梅墓前，摄于1959年在毛泽东统治的黑暗年代，在许多男人在政治的高压下弯下了脊梁、选择苟活之际，有两名年轻的美丽的女大学生却公开质疑毛的政策，以巨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为那个时代增添了一抹亮色，并在人类历史上铸造了又一块追求自由和...

中共的许多将军回忆录里，八年里几乎都没和日军打过战的记载，国民党的将军回忆录绝大部分都是与日本打战的回忆。《最后一战》的书中记载，许多所谓的对日军泣血山河的攻坚战是在1945年12月份甚至是1946年进行的，在日本正式投降很久以后才打的，日本已经投降了，用得着打它吗？这时牺牲人命那不太冤枉了吗？

毛泽东以共产革命领袖自命，他更会力主改国号，因为他认为他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他在领导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毛泽东不可能不改国号；所以，毛泽东不可能为改国号一事后悔。退一步讲，如果他确实对改国号一事表示过后悔，那也只是在特定语境下，针对特定问题的一种感慨而已，并不是真的后悔。

天津十一区在开“狗咬狗”会议上最有心得，曾受到毛泽东的点名表扬。他们充分发扬革命时代的斗争艺术：一是用减罪许诺换取一部分资本家率先“起义”，让他们“向顽固的资本家进攻”；二是按行业开班，利用业内矛盾来让资本家“一撕破脸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一旦有人率先揭发，揭发的接力棒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全体掀翻为止：你不让我好过，那就一起完蛋拉倒。

习近平9岁那年，他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中共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头目，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习仲勋被说成是企图“篡党篡国”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分子”，挨整长达16年。 十年文革结束至今，中共整人的体制、机制并没有变，栽赃陷害的案例依然层出不穷。

毛泽东则是最大的奴隶主。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中，中国农民一直都是自由民，是自称大救星的毛泽东给他们套上了农奴的枷锁，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历史大倒退。旧时代的西藏不是农奴制，而毛时代的人民公社才是真正的农奴制！

画面上是毛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董必武、林彪在晚会上围坐一桌的照片，照片画面上毛主席和林彪面对面坐着，林彪低着头，像是在打瞌睡，而毛主席侧着脸与旁边的西哈努克说着什么。这是杜修贤拍摄的当晚唯一有林彪画面的照片，整个画面气氛怪异。这样的照片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完全应属于废片，怎么能公开刊登出来呢？

公安部调来的同志希望十三局的领导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领导回答他：“不行，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来后又找王德茂说，王德茂批评他：“你真糊涂，这个案子，你改得了吗？”只是听说潘汉年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但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很早就定了调子：“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谁还敢再用他？

12月18日半夜，翦伯赞夫妇在换上新衣后，服药自尽。次日早晨，当看守他们的杜铨师傅推开家门后才发现惨剧的发生。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是三呼“毛主席万岁”。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郫县红光社宣称他们有一块亩产万斤稻谷的卫星田，地委有干部表示不相信，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会上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造，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愚人节真不算什么，当年我们天天过愚人节。

江青原本是上海滩一个三流演员，跟多个男人发生过不正当男女关系，到延安后，迅速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打得火热。毛泽东不顾他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的感受，被江青搞得神魂颠倒，非要跟江青结婚不可，谁反对都不行。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没死，他就跟贺子珍结婚了。跟贺子珍没离婚，又跟江青搞到一起了。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曾讲，在毛泽东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遗书中，称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原因是杨开慧发现毛泽东强奸了她的堂妹。

经过王实味事件，全延安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延安整风运动其实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红斑狼疮”，也是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纵容并铸就毛泽东做专制皇帝所打下的第一块基石。如果延安的知识分子个个都象萧军、王实味那样在毛泽东和党面前敢说真言，那么，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的，至少舆论监督不会象现在这样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一位曾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筚路蓝缕、奋斗了大半生的知识分子，中国职业教育的开山者，近代教育史上的巨人，八十岁时还在孜孜以求“改造作新人”，何为“新人”？不过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面对一个暴力造成的新王朝，知识分子成了先天的有罪者，除了“改造作新人”没有别的出路，以黄炎培地位之尊，也不能例外，这真是他的不幸。

严格算起来，打1943年开始，CCP开出的支票连续跳票75年，还能苟延残喘，也是个奇迹了。捆绑着14亿人口给支票背书，信用早已耗尽，国在山河破，想继续玩下去，就只能请发达国家人民多捧场了，大限快到了。

王光美以后任过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等众多的职务。目前已经离休，安度晚年。1987年10月，蒯大富刑满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蒯大富和王光美最后都不是反革命。

1945年8月19日，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进了日本占领区。敌人士气低落，不作抵抗，但坚守据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构空前活跃。延安忙得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军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批一批地离开延安。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共党基本理论的谬误，事实的虚假和共党的真实意图，这是共党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