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

曾几何时，这一南一北两大媒体，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舆论重镇。可以说，他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实际上代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光荣与梦想；而他们后来的衰败乃至沉寂，也意味着这个时代的黯然落幕。对这两家媒体来说，曾经，推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是它们共同的使命，但它们各自的定位、风格又...

晚年俞樾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俞樾在道光庚戍复试于礼部时，面对淡烟疏雨落花天这道并不吉祥的出题，发诗泉而不唐突，敷衍以文而不失缜密，先作五言律一首，然后洋洋洒洒地...

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1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春寒料峭，阵阵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更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

我们对林昭这样的民主英雄宣扬得很不够，对残害他们的主犯帮凶追究得更不够。不要天真地以为，秋瑾、林昭的命运离我们普通人很远。正如德国神父马丁所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顾颉刚1958年5月，一个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这样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大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自然首当其...

宋美龄的难童情结，我们那时并不理解，在上了中学以后，有的同学与当地学生打架难解难分时，老师忠告我们，你们（保育生）在学校上学、吃饭、穿衣，一切费用，是宋美龄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们募捐来的，来之不易！ 我们年龄虽然不大，但战争中苦难的经历已经不少。几次见到宋美龄，她的美貌、智慧、端庄，还有她那特有的气质和典雅的风度，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20年了。我还记得大约是1964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的自我革命。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

章诒和先生以《卧底》挑开幽暗的一角，中国文坛立刻起爆了重磅炸弹。冲击波鼓荡开来，又震撼了多少敏感的神经。冯亦代、黄苗子这些大家，在众人眼里，一直是光芒四射的文化名人。他们著作等身，文化学术的贡献光辉耀眼。就是说做人，谁曾经怀疑过他们的作为？一个卧底，拆穿了他们形象的另一面。却原来...

2000年上半年，《北京档案资料》连续刊登一组《中南海史料》。这些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南海就变成公园了。把皇帝禁苑与军阀官邸变成公园，是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一个标志，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某种借鉴作用。早在金、元时期，太液秋波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当时太液池...

秘书张益民看见林彪把叶群打得很厉害扇了一个耳光，接着又拳打脚踢，还不住地骂：“这个臭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叶群嘴巧，见林彪如此怒火冲天，便止住哭闹，给林彪跪下，反求林彪不要生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也是唯一敢对江青发火的人。1967年初，因为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人煽动乱军，肖华被抄家，林彪把江青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最后大声吼叫着：“快把江青赶走！”江青走后林彪说了一句话：“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邓拓从受到毛泽东侮辱性的训斥以后，情绪曾一度消沉，但调到北京市委以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否则他不会写出像《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那些出色的文章来。 在邓拓主政期间，谢兴尧受到与其学术地位相适应的任用。可是“文革”一来，他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入“冷宫”。因为谢兴尧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邓拓受批判后的苦闷也不便与他明讲，当他听到邓拓说不想当人民日报领导，而想去专门研究历史的话时，确实感到惊讶。 “文革”后，谢兴尧没有受到恰如其分的对待。

若干年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以文字为业者的文字都将化为时间的灰烬，但老杨的那几部书不会。相反，它们必将彪炳史册，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形伟岸，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历史是无情的，千百年来，它还从来没有把荣誉给过那些谄媚的文字、弯曲的脊梁，只有那些记录民族苦难、捍卫人类尊严的笔墨，才能获得它的垂青，传之久远。

1958年9月初，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19日，便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紧接着10月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县办民兵师、公社办民兵团、大队办民兵营、生产队办民兵连（《曲阜市志》第37页，以下只注页码）。曲阜县一直与全国保持步调一致，只是在大办民兵师运动之后，插入了自己的地方...

笃笃笃，并不有力的敲门声只响了三次，屋里就传来熟悉的湖北口音的应答声：来啦。随后，房门打开，熟悉的老杨的身影出现了。我的目光急切地在老杨的脸上扫描、求证。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偶尔，老杨会在微信私聊中感叹老病的无奈，所以我太想知道，时间的毒手又在敬爱的老杨身上犯下了什么样的暴行。...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鲊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