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初，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19日，便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紧接着10月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县办民兵师、公社办民兵团、大队办民兵营、生产队办民兵连（《曲阜市志》第37页，以下只注页码）。曲阜县一直与全国保持步调一致，只是在大办民兵师运动之后，插入了自己的地方...

笃笃笃，并不有力的敲门声只响了三次，屋里就传来熟悉的湖北口音的应答声：来啦。随后，房门打开，熟悉的老杨的身影出现了。我的目光急切地在老杨的脸上扫描、求证。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偶尔，老杨会在微信私聊中感叹老病的无奈，所以我太想知道，时间的毒手又在敬爱的老杨身上犯下了什么样的暴行。...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

1966年12月，彭德怀从成都被揪回北京批斗。关于彭德怀被揪回北京的具体过程，存有多种说法。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内容。王大宾接到北京指示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鲊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一回来，只见我们的省公安厅机关大院的场地上、礼堂和办公楼的墙壁上，摆满、贴满、挂满了批判厅长宋子健、副厅长贾贯之、辛培田以及一些处长的大字...

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 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 没有人答对。实际是15.5小时。也就是说，清晨破土动工，傍晚就水流灯亮了。人们不相信，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四川德阳工业区重型机器厂工地。那个时代放了很多“卫星”，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我自小生性怯弱，没有动手打过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

据媒体披露，去年五一期间微博上有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中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阅...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

当然，像上海、北京、天津等工商大都市，毛泽东会做出一些按中央政策办事的样子，不至于搞得像威海等城市一样。但1947年的土改，有意推向极端，这绝非个别，学者们已有研究。 学者还奢望发现白纸黑字的证据。证实1947年把二次土改推向极端的文字证据，依我看，这种希望很小。因为中国共产党划分阶级的政策，对待工商业的政策，土改中保卫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早为全世界所知，尤其明白地写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很难想象我们黎民百姓（包括专家学者）还能得到另外的什么自打嘴巴的文件或文章。

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度。在数千年历史演化进程中，许多东西被作为传统保留下来，演化为国人文化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仕作为这样的传统之一，既是一种有形的习惯，又是一种无形的信仰。这种传统支配中国人的生活观念达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我民族社会政治的影响可谓深...

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

1958年7月下旬，我正在山东临沂北老屯村家中度暑假，每天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队长找到我说：今天上午公社召开扫盲誓师大会，你就不要下地干活了，带几个学生去开会，回来咱们商量怎么扫盲。当时我这个高二的学生在全村是最高学历，参加扫除文盲的活动是责无旁贷。于是我急忙...

人无完人，诗无完诗，不能对人迷信，也不能对诗迷信。臧的“热风吹雨”就比毛的“热肤挥汗”高明得多！陈白尘说得不无道理：“朱不过是一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只不该对主席著作不敬（在毛选上加了‘批注’），并非有其它目的，罪不当死也。”“恐主席知道，也不以为然的。” 明明知道毛泽东承认他的诗词有“可改之处”，怎么就不准一个有见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书页上记下一点点关于遣字造句方面的真实想法？连一声无限崇拜下好意的“平平”二字都不容，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的死与刘和珍君同，“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

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整体在武斗方面的表现，是远远逊色于重庆（当时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广西和东北的，但又比大多数的省份出色，所以在全国属于中上游。这个基本的自我评价必须丑话说在前头，不然会惹得表现更为出色的地区的人们愤愤不平。少将碰上小将当全国很多地区的武斗已经起步，安徽的淮南、安...

4月6日上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三子、《炎黄春秋》杂志社前副社长胡德华告别式在北京举行。当局严格管控参加人士，并有多名异见人士被软禁在家，还删除民众帖文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