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进驻中南海。周恩来请毛泽东快点搬入。当时毛泽东不愿意搬进去，他对周恩来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对维修中南海的工人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让中南海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看来，周恩来当年开放中南海的承诺，至今还没有兑现。

六四之后，历经25年，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和编制，如同涓涓细流，汇成当今中国一部可歌可泣的信史。93岁的老社长杜导正说过：除了没有送过女人，为了杂志生存，我都做了。新班子主要是搞影视审查的，喻为戏班子未尝不可。

据苹果日报证实，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下令搬离父亲故居，被迫迁户！胡耀邦的故居是一座四合院，位于北京西城区会计司胡同25号，与历任中共党政领导人的办公地中南海，只隔着一道红墙。北京维权人士何德普分析，每次六四周年的时候，都会有不少民众悼念胡耀邦。而今年是六四30周年，当局应该非常重视，担心民众大规模前往胡耀邦故居，引发大规模事件，所以希望尽快清空故居。

杜导正认为这个机会太难得，希望借田纪云向胡锦涛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谈到，“大批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都支持胡温，对胡温期望值很高，希望胡温坚决顶住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破坏力量、反动力量，胡与温二人相互间紧紧团结，防止有人搬弄是非。”

正像《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斗初级阶段，多半是以乡下的农民为一方，以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为另一方，呈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虽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简称《十六条》，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

读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很高兴，我觉得蒯大富讲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清华文革的很多不知道的情况，我感谢口述人和整理者。但文章最后谈到“二次批斗王光美”，文字很简略，不...

中共党内首屈一指的男儿走了，他就是差两个月满102岁的李锐。称李锐是男儿，则因他对习近平的逆龙鳞。习近平2012年登基后，仿照邓小平南巡，到深圳向邓小平铜像献花、鞠躬，沿途也整理出一份广东讲话，其中最刺耳的一段，是对苏共解体的斥责，称两千万苏共党员竟无一人...

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然而邓小平从开始支持它到三个月后又将其关闭，并决定逮捕和重判一些人。这种做法在多年后，在部分高层干部中仍遭到非议。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批评邓是“叶公好龙”，于光远则含蓄地说，邓的这一举动成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副部长文章披露，杀害王实味，不是保安机关自己杀的。晋绥公安总局是根据中央社会部提供的“甄别结论与王犯在行军中的表现材料两份，说明王犯是一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并且是“请示处决批准”后执行的。在第二、三份文件中更明确指出：是经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部长批准后秘密处死的。

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4周年的家祭，赵紫阳的老下级、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坐轮椅到场，并且还题了字。网传题字内容为"老老实实照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路子走，别的路走不通"，引发热议。 《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日前到赵紫阳故居致悼。 中...

前《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在赵紫阳逝世14周年家祭上的题字（高瑜网上提供） 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他的老下级杜导正的现场题字日前传出，引起舆论对几位前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目前道路的热议。 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赵紫阳家祭活动上，《...

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1941年又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

大跃进期间，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由于被捕的人太多，而法院审判员很少，许多案件在判决时并不开庭，而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直接在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当时在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旋律时，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旋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建政前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江青可能不知道，跟江青斗法的，其实不仅有林彪，而且还有叶群。叶群利用林彪的名义，把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调动起来与江青角力。在这场角力中，林彪只是叶群手中的一张牌。

一些人不仅否认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也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提出质疑，其理由之一是，如果发生了大饥荒，为何看不到农民的抗争？事实上，1958-1962年间，中国的农民曾有过大量抗争，只是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其抗争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

大跃进中，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炼钢铁加中药，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

据现已被查封的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披露，方毅曾评价，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方毅是在1980年10月由中共中央机关、地方、省军级干部等4千多人参加的会议上作出上述评价的。此次会议主要目地是讨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上对党史和毛都进行了深刻的评析。

“四清”工作组进村后，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 把人批死打死了，甚至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 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 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