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本是一个无需回避的事实。但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陈独秀的共产党创始人地位未能得到正视，辞书中陈独秀的形象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安在陈独秀头上的种种帽子被陆续摘掉了，但是关于陈独秀，还有相当多的历史事实和细节有待研究和厘清。

荥经“反瞒产私分十二级台风”，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凡报产不达指标者，皆被批斗、毒打、劳改。青龙公社桂苑管理区书记季天荣，因报产不达标，遭受批斗、毒打，饿死于劳改队。全县食堂断粮，大多数农民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闭经，小儿疳积。当年荥经实际人口9.6万，1962年，继任县委书记阎桂芳在会议上说，荥经饿死5万人。史载人口减少43.7%。上千屋场和村庄灭绝人烟。县委文件称：死亡高峰期，街头、路上、河边、山坡、家户，到处可见枯瘦如柴的死尸，无力掩埋，扔进山洞、红薯窖、河滩。

被访谈者：朱永嘉访谈者：顾训中访谈者按：上海在文革10年间的军政关系究属如何？九一三事件前后有何变化？朱永嘉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并一直负责写作班子的工作。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笔者访谈了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的朱永嘉，就此前此后上海地区军政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究。顾：朱老...

文革中的群众专政大会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

伍子胥献三分疲楚策略，吴国以小搏大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亲自率领3万精锐部队伐楚，五战五捷，长驱直入，一度占领楚国郢都。楚国上下在灭顶之灾中团结起来，反抗吴军暴行，秦哀公发兵援楚抗吴，吴国内部发生了夫概叛乱，还受到越国重兵袭击，结果吴军大败而归。关于伍子胥向吴王阖闾奉献的攻楚之...

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为四川省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当时有73户家庭，299人。1959年至1961年间，除孤身老人朱吉云在敬老院病故属正常死亡外，因食物短缺，先后患浮肿病致死的有44户、75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0%和25%。其中男51人，女2...

现在我们可以回首探索张鲁现象了。成功和失败，并不复杂。一言一蔽之，就是私有产权的根基。张鲁的成功，人民公社的失败，盖在于此！ 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直截了当地表述，一个社会，欲天下太平，办法只有两句话：权力必须是公共的，财产必须是私有的；反之，则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这里所说的一封书信，是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天里，两个普通知识分子间的一封平常通信。所说的三位右派，是写信人、时任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的陆钦墀，收信人、当时抽调到北大编写亚洲史讲义的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和信中提到的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女生林昭...

最令人不解和恼火的是，每日三餐本来就吃不饱，竟然有人独出心裁，“发明”了什么双蒸法，这种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窝头时，先把玉米面蒸熟，然后用开水烫面，再做成窝头蒸熟。卖饭的人，用手很难拿起来，因为太软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铲子，把窝头铲起来，放入碗里。没有牙的人，吃着合适，一点咬劲也没有，像吃凉粉一样。做米饭时，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屉上蒸熟。然后，再煮成粥状，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

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工作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下转80页）（上接78页）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

杜立德（左二）率领的1号机组空袭前在轰炸机前留影1942年4月18日中午12点30分，一架B-25美军轰炸机超低空以280英尺（1英尺为0.3048米）的高度掠过东京南部市区上空，一些日本妇女还以为是日本军机通过而向其招手，但那架轰炸机突然拉升高度到了1200英尺，投下四枚燃烧弹...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

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见过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没见过江青这样训斥康生。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但这并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怕江青）。康生后来在公开场合，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种称呼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少年儿童集中营—&...

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11期上胡治安先生写的《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一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再读再思，一阵阵自责和良心的拷打油然而生，我痛苦地回忆着，反思着……那是1957年7月，我在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期间，突然接到一个重...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

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但上级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