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2日，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一所高中，年度性全国高考之前，学生参加宣誓大会。中国山东济宁女子苟晶23年前高考成绩被他人拿走顶替上大学的案件在经过两个星期的网络热议之后终于都有了官方调查处理结果。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国内乃至中国境外有...

“六四”的问题决不只是清场的问题，也决不只是执行戒严令的问题。因为，中共当局使用了坦克机枪等重型致命杀伤性武器。“六四”不是清场，而是屠杀。当局不但对广场上的学生市民大开杀戒，而且还对不在现场的民众大肆逮捕通缉关押。这就决不仅仅是清场，而是明目张胆的镇压。谈到执行戒严令，且不说戒严令本身的非法性，问题还在于，戒严令只是针对“北京局部地区”，但是随之而来的大镇压却不但针对北京局部地区，而且针对全国各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沿海还是大陆，无一处幸免。

“六四”是对和平的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六四”是对中国民主转型进程的拦腰中断。正是“六四”，世界上才出现了名叫“中国模式”的怪胎。在中国模式下，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政治的自由民主，反倒强化了中共的一党专制，反倒使得中共政权对普世价值更蔑视更敌视，并进而对世界和平更具威胁。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启动突发事件二级应急响应。1月23日，武汉封城。这离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相距整整两周。这就是说，正是因为习近平1月7日的讲话，中国政府错失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致使疫情失控，酿成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巨大灾难。对于这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习近平无疑是第一责任人。

我认为，中共现阶段确实不打算武统台湾。中共现阶段主要是防独而不是促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每当台湾方面出现追求台独的明显动向，中共必定提高文攻武吓的声量，并向美国施压，要美国出面叫停台独的动向，从而避免摊牌。如果中共急于武统台湾，它就会听任台湾人搞台独，甚至卖个破绽，纵容你，暗中鼓励你搞台独，引诱你跨过红线，然后就“师出有名”，发动武统。可是中共并没有这么做，可见它在现阶段真的是不想武统。

2018年有美国国务院官员造访武汉病毒所，在给国务院的报告提到该研究所存在安全隐患和管理缺陷。所以，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基因改造，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实验室泄漏。但若是病毒从实验室泄漏而引发疫情，那无论这个病毒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后果都是一样的。所以，新冠病毒是人造还是天然不重要，是不是从实验室泄漏才重要。

中共当局虽然采取了武汉封城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严厉手段，但与此同时仍然在瞒报数据，对外界散布不实信息。这就严重地误导了世界各国，使他们对疫情掉以轻心。正如伊朗卫生部发言人所说：“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是一个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而且死亡率还更低。”既然别的国家只能根据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因为那是唯一的数据——来推测新冠病毒的杀伤力，并据此作出自己的应对之策；因此，中国政府的瞒报和造假就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灾难。

西方对中国的怀疑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中国政府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隐瞒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泄漏，这个问题一言难尽，这里暂不展开。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借助于压制和封锁等手段，蓄意隐瞒新冠患者和死亡的数目。因为别的国家只能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来准备自己的应对计划，即便他们都知道中国政府的数据一向不可靠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既不可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更不可能进行独立的数据统计，中国政府的数据就是唯一的数据，再加上世卫组织一味附和。

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女士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在从昨天下午到今天的电话通话中可以明显的听到张青女士不断咳嗽的声音，话音也越来越乏力，她说正在发烧。经商议，现在通过网络向各界师友紧急寻求药物救济（阿奇霉素、硫酸锌以及羟氯喹组合），敬请各位同胞和师友...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在2017年“追踪萨斯源头”演讲里讲到：在萨斯疫情发生之初，由于缺乏对此病的认识，最初的萨斯病人，隔离措施做的不到位，包括医院的医生护士，他们自身防护不到位，“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的是在医院里”。注意这句话——“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是医院”。这次新冠疫情就出现了同样的事情，也就是在医院，最早出现聚集性爆发。发哨人艾芬就讲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而是萨斯疫情是从哪里发生的，是怎样蔓延开来的。而这个问题本来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去争论萨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反而会使我们模糊焦点，转移视线，用一个不重要又一时争不清的问题，掩盖了、代替了萨斯疫情是从哪里发生以及怎样蔓延这个真正重要的、并且早已清楚的问题。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表示，武汉发生的这次疫情涉及到中国政府和武汉、湖北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隐瞒疫情，欺瞒公众，导致了疫病的大流行和向全世界传播。所以现在中国很怕这种问责。

新华社转发的一个微信公号的文章，叫《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它讲，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为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是中国用一己之力打了很长时间。但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已经成为疫情的受害者，然后你让这些受害者道歉。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这其实跟在国内要大家感恩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连日来，武汉红十字会深陷舆论漩涡，其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舆论所指的腐败无能成为民怨的焦点。体制内慈善机构再次成为千夫所指，体制本身自然脱不了干系，武汉红会的种种错乱其实正是武汉政府乃至中共自上而下威权体制一个缩影。为什么武汉红会仓库里的捐赠物资堆积如山，医院...

地方官员和卫生专家——尤其是地方官员——讲出这些话是有政治风险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讲呢？我以为：第一、他们讲的都是实情。第二、他们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和“主持防治工作不力”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不是他们不想采取得力措施，也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就很难把他们当替罪羊了。

马国强这话看上去是后悔是自责，其实他一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哪有资格后这个悔？真正有资格后悔的该是习近平。马国强这句话是旁敲侧击，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地向公众发布疫情，不准及时地采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导致今天的局面，你难道就不内疚不自责吗？

假如故宫博物院院长所说属实，“露小宝”固然没犯错，故宫相关部门也没犯什么错，那这位院长凭什么又要处罚副院长和保卫处处长，要对他们停职检查呢？这不是明显的冤假错案吗？由此可见，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声明，实在是欲盖弥彰，越抹越黑。这样一份声明的出笼，只说明中共官场的水太深，“露小宝”的后台太硬。

港府强推23条立法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威胁。因此，港人和关心香港命运的人应当未雨绸缪，准备好应对之策。这再次提醒我们，争取特首与立法会的双普选是何等重要。首先是要争得立法会的真普选。要争得特首的真普选很难很难，但是要争得立法会的真普选要容易得多。因为立法会的全部普选是写进基本法的，所以要争取到手并不那么困难；而一旦立法会实行了全部普选，泛民很容易赢得多数席位。这样，港府要推行任何不得人心的法规就无法得逞了。

严重的问题是，如果美国无力迫使中方在政府补贴的问题上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中国依然可以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方式参与竞争，依然可以弯道超车；再加上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中国这种血汗工厂式的坏的资本主义比美国的好的资本主义更有竞争力。显然，专制中国的经济崛起构成的严峻挑战，不是单凭加征关税、打贸易战就可以应对的。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美中两国的冲突，绝不只限于经济贸易，更表现在制度的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

按中共官方的说法，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这对实现中共制定的所谓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意义重大，也意味着抓经济将是2020年中国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说冲锋号已经吹响，号召民众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