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清是当年军队的实际总管，握有军权长达八年，根本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网络图片）刘华清上将是邓小平为没拉过枪栓的军委主席江泽民掌管军队而设的军队摄政，为此刘华清于一九八九年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当年军队的实际总管，握有军权长达八年，在军内有不少忠心耿耿的...

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邓小平也在会上发了言，对周批得很厉害。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北京之算不上忠臣的。

周恩来作了二十七年的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宰相”。但是他在这二十七年中完全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可能，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闯下大祸之后，慢慢收拾残局，但表面上他还要跟着一起闯祸，并鼓其如簧之舌极力说明毛的“祸”如何闯得好，正是“人民”所需要的。

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当年，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也许，这是其时中共所能找到的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了。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铁三角”已收缩为孤立一点。“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毛选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头，还因为他看中了郭的本性和品格中的另一特点：投机善变又屈从政治权威。郭在国民党统治前后，虽然写过很多反蒋和嘲讽当局的文章，除了前面讲到的《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外，还有什么《脱离蒋介石以后》、《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黄》等等，这些作品的基调就是左倾、反蒋；但同时，只要蒋介石放出和他妥协的气球，给他一些“甜头”诱饵，他就又会立即来个180度转变，做起歌颂蒋的肉麻文章来了。

邓还是低估了毛翻云覆雨的能力和速度。邓冒的风险太大，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向文革宣战，正像我们上次节目中讲过的，毛观察邓行为的中心点，看他一旦大权在握，如何对待文革。因为文革才是毛一生的唯一“创举”。毛远新向毛汇报辽宁的情况，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懒惰的百里08256：这个是历史，但愿历史别总是再重复上演。金陵郭健：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九三年止，我国从中央到基层仅仅发行过的粮油禽蛋票约有二千四百四十一个地方，品种约三十万，有全国、各省市、城镇、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

在上述邓小平的谈话中，在在都透露出他一直有着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想法，决定调兵进京、对北京实施戒严，决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邓小平本来是希望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相关的决议，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军队进京，以避免“垂帘听政”之嫌疑，没想到遭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坚决抵制，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这也正是邓小平痛恨赵紫阳，导致赵紫阳被软禁到死的主要原因。

金瑞契说他终于读懂“猫论”藏意：他的理念是隐蔽的，非常微妙的，他的真实意思是“我们要创造繁荣富强，这样人民才能忍受（中共）的独裁统治，如果不繁荣经济，人民就会推翻这个政权。”他的目的是要巩固中共独裁政权，这跟任何一个西方人的市场理念都不同。他的改革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是为了给中共续命。

实际上关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在中共党内虽有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但始终没有形成决议。这跟中共对于公示高级干部财产一样，是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建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在无法在党内解决废除终身制后采取的一个过渡性办法。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

文革结束后，先后有15名中共国家领导人被邓小平搞掉。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清算毛的旧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六･四事件期间，先后有15名中共国家领导人在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总书记、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

在“六四”事件之后，大部分的政改小组成员都被清洗：有的被判刑（鲍彤）；有的去国怀乡（严家其，陈一谘和吴国光）；有的被贬或转调到另一单位（贺光辉，陈福今等）。自那以后，各散东西的他们变得更直言，而且抛弃自一九八六年当政改讨论开始时就一起形成的那个信念——在一党专政下建立人道社会主义。即使是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可能因为已无所畏惧或不再担任任何职位，也可能对中共深深失望或“六四”惊醒了他，他全然抛弃了新权威主义而赞同西方式民主。

文革结束后，中美1979年建交，那一年邓小平访美，在飞机上对随行的李慎之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中国真是富起来了。美国政商界都期盼中国会因为经济自由而导致政治自由，但这样的事没有发生，相反，中国的专权政治越来越严酷，终于实现了尼克逊的可怕预言：担心向中共开放世界而创造一个“科学怪人”。

中国大城市写字楼空置率飙升。近日，一篇聚焦中国经济与改革开放的文章在网上热传后遭全网封杀，再次引发外界关注中国的经济走向和企业家的命运。一位原中国民企老板表示，民企的法律地位、市场主体都很低下，地位如私生子。陆媒《南风窗》6月17日一篇专访《第一财经日报》...

奥布莱恩说：“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为什么不能看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答案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注意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论，不注意看他们在重要文件中所写的内容，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奥布莱恩点了中共一个文件“该党在2013年4月发布一项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便是习近平定于一尊之后，发布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这是他全面控制人民的生活，实行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人身控制，更重要的是思想控制的铁证

对中共的历史研究使我相信，中共在香港问题谈判时就想好了它想要什么，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得到。当中共发言人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历史文件的时候，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堂堂大国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签下的国际协议。熟知中共一贯行为就一点不奇怪，它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从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的。

1976年10月26日，在听取了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后，做出如下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可见，华国锋对“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早有戒心。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那61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西方国家的政客和思想领袖，还有香港民主运动中的资深成员才开始明白——如果真有的话——三十多年来，他们对《基本法》以及中国本身的解读都错了。他们以为，西方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会助其实现民主化，而这可以保护香港。我在香港遇到的许多年轻活动人士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责怪前辈相信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对他们而言，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诱惑之歌，一场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