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次节目播出的《王沪宁的核心论与权威说》一文，介绍过了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居然能够以大内御笔身份官居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重大理论贡献甚至早于他的组织关系从上海复旦转入北京中南海之前。二十六年前...

陈伯达在受审时自责：“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至死认识不到悲剧的根源，晚年还重申“永远感念毛主席”，他这个“学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怜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杀头还坚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产党这部绞肉机碾成齑粉还甘为零件的顺服工具。

发言到最后，男生大声喝问陈毅：这些警察是不是你派的？陈毅回答也很痛快：是我派的。问：你是执行谁的命令？陈答：“我是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感觉陈毅真是个爽快人。后面发言的主题是陈毅整陈伯达的黑材料，滔滔不绝讲了一大通，最后喝问陈毅是不是承认。陈毅说，当初外事口的张彦整的陈伯达的黑材料，拿给我看，我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些材料我看了以后交给周总理了。

毛对林三条意见的批示是：我不能再做此事（指担任国家主席一事），此议不妥。毛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面重申：“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明明是毛当面对他说不想当党主席，并授意林出面提议毛当国家主席。林照毛的话做了，却招来一个反毛反党的罪名。毛与林的谈话并无第三者在场，林就无法与毛当面对质。

这时我才仔细看了那两张纸上的字，原来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信的内容是送阅蓝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江青在公开信中述说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纠葛的一些事情，诉说她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在陈伯达信的落款处，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写了批语。陈伯达在信中称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为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已经圈阅并写了批语：“我就是由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文革期间，孔林遭到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孔林，有墓10万余座，被挖2000余座；历代栽植的树木42000余株（不含民国晚期以来的），被毁古树万余株；墓碑4000余通，被拉倒的近千块。有一本反映文革期间曲阜文物遭劫的书，提及了曲阜师院“向孔林要粮”之事。它指出，曲阜师院在孔林开荒200多亩，伐树500多棵，平坟1000多座，砸毁石碑400多通，拆掉古建筑厅殿9间，就地伐树建房41间，还随意砍树做饭、取暖。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的表态为《出身论》定了性：《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在在被捕的前几天，遇罗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在狱中他还说：“历史是会评价我的功过的。”

陈寅恪对前来劝说自己的汪篯如此说道：“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文革不仅给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对中华文明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当时包括孔子、岳飞在内的很多先人的陵墓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仅造成文物的大量毁坏，还彻底摧毁了我们民族固有的敬天法祖的文化传统。孔子坟被用雷管炸开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并称为三...

林彪最后的结局很惨，如果有“四不”制度可能也不会如此仓皇，这事儿还有续集：既然没有形成“四不”的制度，那对不起，江青也得不到“四不”的待遇，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便被抓，一个告别恐怖年月的时代开始了。而这个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叶剑英也意味深长地说：“抓四人帮将是党史最后一次用特殊手段解决党内问题。”

故国旧影：香港街景，1980年代摄。 朱韵和：藏羚羊 迩東晨：#谁在说#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

毛批示，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着倒台，何故？吴法宪透露，原来是“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戚以为江青宠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驸马。周恩来承上旨，立即在碰头会议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命谢富治等当即执行。戚刚到会场，卫士一拥而上将他铐起来，戚竟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车时，还对姚文元说：“请你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这般丑态，令人哑笑。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文革”开始时，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组长，紧跟毛泽东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当属“江青集团”；但陈伯达后来幡然悔悟，毅然与“文革”极左派分手，与林彪联手打击“文革”极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陈伯达归属为“林彪集团”，何况毛泽东早就将陈伯达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要员。然而，陈伯达并未参与“林彪集团”的所谓“阴谋”，据此，将陈伯达归于“林彪集团”也甚为牵强。最后，中共只好把陈伯达这位反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人物硬塞进“江青集团”，如此做为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

江青和周恩来。(网络图片) 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

有"三朝帝师"之称的中南海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昨获擢升入常，稳坐中共最高权力第五把交椅。外界形容王是中共头号政治化妆师，估计王或掌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王被指是毛泽东私人秘书陈伯达的翻版，笔杆子成为常委的第二人。

【改名】69年齐齐哈尔工人王白旦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场议论，怎么选个“王八蛋”？陈伯达当即道：我给他改字，叫王白早。1970年，陈伯达被打倒，改名一事被审查，江青好心，帮他又改名叫王百得，过关。文革一结束，王百得傻眼了，陈伯达、江青都给他改过名，这不搭上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么？

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鲜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级的。揣摸什么？思想用意性格爱好等等，无不包括其中。揣摸是为了迎合，这里有自保的恐惧，也有利益的谋求，所以殚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专制体制官场上混，还需其它种种技巧。要说假话空话以修饰形象；要恩威并用以驾驭下级；要费尽心力去排除异已，还要防备异已对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学”写尽官场上官员的智力所向。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毛家湾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稿。但是，关于信稿的事，执行毛家湾清查任务的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在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两案”审判中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