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奇迹！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高品位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享有颇高的声誉。笔者的文友、剧作家、作家沙叶新，曾对《读书》杂志有一...

陈伯达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可以解读为一名有理想的书生，把他的智慧献给了制造中国一场浩劫而身败名裂。颇具文人气质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为革命而牺牲前写下沉重自白，认为参加共产党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场“滑稽剧”。相信陈伯达读过这位先知者的遗书，但两年后，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后才恍悟到是一场悲剧。这是二十世纪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的一个教训。

1967年10月，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陈伯达等在首都机场迎接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中国外交官。

中国唯一文革博物馆是胡春华主政广东时被强行关闭的，当时的胡春华已经敏锐意识到一场暴风骤雨席卷而来，在政治问题上必须表明立场做出选择！拆毁文革博物馆也是胡春华的投名状，以为可以借此在政治上与习近平保持一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习近平根本不把这些共青团官员放在眼睛里，也没有打算让他们在未来的中国政坛上发挥作用。

毛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只有胡乔木一人因长期养病躲过文革一劫，其他人终局都不好。陈达伯被毛打倒，后被判刑18年；叶子龙文革被关押审查7年；江青后来被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抓捕，被判死缓，后自杀。田家英最惨，文革刚开始便自杀，死时只有44岁。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发表作者胡平题为《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文章称，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戚本禹比其他秘书，更善于揣摩上意，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投上所好。陈毅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一九八〇年“两案审判”时，王、关被开除党籍，但免予刑诉，随即释放。而戚本禹不但被开除党籍，还被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就因为他跳得最凶，整人最凶。

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在阎红彦身亡后一周内，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周恩来是这样定性阎红彦之死的：“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

陈毅以前当过对外文委主任，发表过不少对外国文艺、文学思想的讲话，各种场合讲的，林林总总还真不少，搜罗到一块，按照当时标准，上纲上线，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发言还没有完毕陈毅就插话了：“批得好！批得痛快！”

毛泽东曾用过许多笔杆子，这些大笔杆子迎合主子掀极左浪潮，但下场却令当今五毛胆寒……（《百年真相》提供）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干革命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指的是军队，笔杆子指的是宣传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