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向晋西北转移。不久，以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土改考察团来到晋绥以后，当地土改再次掀起高潮。
据杨尚昆回忆，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在山西临县三交镇住了一年多。他的妻子李伯钊到康生“蹲点”的临县郝家坡搞土改，“《土地还家》、《兄妹开荒》等小戏，就是她那时在农村拍演的。”（《杨尚昆回忆录》第2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杨还说：撤退到临县三交镇以后，他就到后甘泉去看望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和中央工作团的康生。他对康生说：“过些日子我准备过河去向中央汇报工作，你有什么话要我捎给毛主席？”
康生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
康还说：由于我们对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所以“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
此外，康生还把许多基层干部当作土改运动的障碍，说他们是挡道的“石头”，土改要“搬石头”，要“踢开支部闹革命”（同上，第249-250页）。
对于当时的情况，曾经参加过郝家坡土改的张稼夫感受很深。他说：“大约是在春初，康生由陕北来到晋西，到临县的郝家坡蹲点搞土改。分局派我也到郝家坡，公开说是协助康生工作，实则是所谓的‘带上’。‘带上’二字是康生的发明，他来到晋绥以后，对于当地的干部分为三类，采取三种办法。第一类是好的，叫做‘依靠’；第二类是差的，叫做‘带上’；第三类是坏的，叫做‘超过’。看来，我是被划为二类，‘带上’了。从此以后，整个土改运动，我只能在郝家坡被康生‘带上’，对于全区的工作，分局的工作，完全脱离。分局的会议不能参加，文件也不能及时看到，我这个分局的副书记，名义尚在，实际上无形中免掉了。……有一次，王震同志问我：‘你怎么把小学都取消了？’我说：‘我怎么知道呢？我在郝家坡，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不清楚。’”（《庚申忆逝》，第10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为了搞土改，一是要踢开党委，二是连小学都要取消，可见当年的土改与后来那十年极其相似。
张稼夫在这本简短的回忆录中说，晋绥土改是在“我党从上而下全面掌握领导权已达七年之久的情况下进行的。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蜕化变质或是被地主富农篡夺了领导权的是极少数。土地改革运动应当主要地依靠这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而不应一脚踢开。”
他认为，自从“四大动员”以来，许多贫农变成了中农，“相当一部分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资财已经不多了。例如，晋绥边区的第一流的地主牛友兰，已经下降到免征公粮户。”又如“郝家坡有个地主叫刘佑铭，一九三六年初，红军东流时，被打了土豪，四大动员，减租减息，以及各项负担，他都是重要对象；到土改的时候，已经破产，地卖光了，老婆孩子没有了，一个人住在一眼破窑洞里。”
张稼夫还说：“我向康生反映这个人的情况，他说这是‘化形地主’。他的地是卖光的，不是分配的，不能算作土地革命，没有土地，应当挖他的浮财和底财。”中央土改工作团到达临县以后，“郝家坡附近出现了打人的情况，不仅打地主、富农，也打干部、党员。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他不仅不制止，反而说什么，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义愤嘛，打几下也可以嘛。”（同上，第108-111页）
据张稼夫回忆，与康生一同去郝家坡的除了李伯钊外，还有杨之华、谷雨、毛岸英、魏怀礼等人，中国古代有护卫太子亲征的传统，意思是让他在战争中建功立业继承大统。在这方面，彭德怀显然不能与精于此道的康生相比。
1947年5月初，康生召开土改经验座谈会，在会上大谈识别“化形地主”、挖地主“底财”和把地主“扫地出门”的经验。据说康生在在郝家坡重点清算了7户地主。有的枪毙，有的扫地出门，其中既有已经一无所有的刘佑铭，又有抗日军人的家属。在康生的指挥下，捆绑吊打成风，动不动就要杀人。此外，康生还提出“贫农团要代替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等口号。（《中共晋绥分局会议土改情况记录》，转引自《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
康生召开的这个会议张稼夫也参加了。张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初夏，康生在郝家坡召开土改经验交流会，各地土改代表团都派人参加。正在静乐县领导土改的陈伯达也来了。陈伯达去静乐搞土改比我们郝家坡晚一些，但他很快就搞完了。陈伯达在会上发言，介绍他在静乐县枪毙了一个民兵英雄，说是恶霸，是‘狗熊’。接着又抓了一个‘五虎弟兄’，晋绥日报又加以宣传，这可就不得了了，这里也有‘劳动狗熊’，那里也有‘五虎弟兄’，闹的不可收拾。在这个经验交流会上，康生大谈其挖底财的经验（实际没有挖出多少），陈伯达听了大叫起来：‘唉呀，我犯了个大错误，忘了挖底财啦，我要补课！’。本来，他在静乐搞的那个点的土改结束了，却又匆忙赶回静乐去挖底财，‘左’的劲头真可以呢！”（《庚申忆逝》第112页）
需要注意的是，《庚申忆逝》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所以该书在回忆土改时只能把罪责归咎于康生、陈伯达。在这方面，直到今天也看不到什么长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