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东北沦亡，世界各大媒体报导，鲁迅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躲避战火一个半月。期间狎妓作乐，鲁迅日记1932年2月16日载：“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1934年5月的上海《社会新闻》有文指鲁与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日据上海、南京后，内山代管商务书馆。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首领，这都能证明内山是一个很有背景的日本间谍。鲁的《伪自由书》“后记”里提到他完全知道内山是日谍。

鲁迅是不是汉奸，同样因为证据不足，我们也不下结论，但鲁迅无论是在“三.一八”惨案还是“一二八事变”，对于始作俑者的日本战争贩子却没有公开谴责过。要知道，他纪念的那位刘和珍君和学生们是在中共的鼓动下，抗议日军炮轰塘沽而被误杀的。鲁迅在抨击民国北京政府时，是不是更应该谴责日军？

即使是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至少在他每天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会习以为常地听到这样的开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他走到大街上随处浸淫在领导人卡通式的微笑以及“共产党好”这样的宣传标语里；甚至早在小学，连能无差错地写下“政治”二字都尚存在困难的幼童，就已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完成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庄严的政治表态：“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中共建政后毛和中共对这样的鲁迅是并不喜欢的。据2001年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上海作协理事罗稷南的“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1934年，鲁迅在《新语林》杂志发表文章《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结尾是这么一段话：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了几声&mdas...

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据说，就在这次接见中，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要么关在牢里写他的，要么他识大体一句话不说。此事经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黄宗...

在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后，鲁迅亲往万国殡仪馆送别，还写诗悼念他。以鲁迅的名声做这样的事，无疑对中共是非常有利的。宋庆龄等中共党人意识到，鲁迅是属于中共革命的，因此在鲁迅生病后，她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称呼他为“周同志”，并请他立刻入院医治。在他的眼中，完全看不到民国政府抵御外侮、清剿中共的努力，完全看不到民国政府给予人们的诸多自由，看不到这种制度的益处，而只是一味地批评。在他的眼中，除了人性的丑恶，除了共产虚幻主义，没有其他。

陈西滢与凌叔华1925年10月，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插图是一幅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画像。这幅画像来自凌叔华珍藏的画册，被徐志摩看中后，打算撕下来拿去制版。凌叔华舍不得毁坏画册，就照原样描摹了一幅给了徐志摩。这幅画像发表出来时，徐志摩因为不记得它的出...

鲁迅的影响力不是思想，而是丑化旧社会旧人，使毛革命毁弃毁灭旧社会旧人有了合法性……毛以他为圣人，因为他毁了传统圣人。鲁迅攻伐北洋，符合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需要。后又左化追随中共，受宋庆龄关照，成了共党的外围喇叭。

鲁迅的影响力不是思想，而是丑化旧社会旧人，使毛革命毁弃毁灭旧社会旧人有了合法性……毛以他为圣人，因为他毁了传统。圣人鲁迅攻伐北洋，符合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需要。后又左化追随中共，受宋庆龄关照，成了共党的外围喇叭……

编者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鲁迅的最后十年》，林贤治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为鲁迅先生立传的人数以百千计，最得我心者，除了竹内好，便数林贤治。他人写鲁迅，将其当作客体，作者是...

袁世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条约，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地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作为一个凡夫俗子，这样选择保住自己的饭碗，虽然少了气节，但也可以理解。只是中共后来将其拔高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倒是颇有些讽刺意味了。如果骨头真是硬的，那大可高声抨击袁世凯，或者辞职走人。

他的弟弟周作人曾提及过，鲁迅弃医从文主要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好，最好的伦理学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仅60分，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只59.3分，不及格。钱玄同曾经评价过鲁迅的性格弱点是：一为多疑，二为轻信，三是迁怒。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鲁迅。

徐志摩开始现代苏俄和古典中世纪的比较。“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至于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徐志摩认为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

而今80余年过去了，早已夺取天下的CCP，其极权与反人类恶行更是变本加厉。大陆不必说了——知识界的话语权早被剥夺。为什么台湾知识界面对CCP咄咄逼人的气势，依然如此麻木？为什么面对CCP将“一国两制”的阴谋，企图由香港推向台湾的时候，国民党中的老一代人，却患了软骨病？

当我们对人生充满倦怠的时候，读林语堂的时刻到了。林语堂告诉你，不管我们是有意或无意，在这尘世中一律是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既然是一场戏，不妨潇洒一点，悠闲一点，舒服一点。林语堂说，衣服不妨穿得宽松一点，读书不要想着有什么用，交朋友不要那么有目的性，时常听听鸟鸣看看花朵，而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蜷缩著身体躺在床上。

在专案组看到一份绝密材料，上面有毛泽东一个很短的批示：“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毛泽东所说的“文章”，就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反运动”。“胡风事件，使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