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个地点，一辆编号106的坦克从背后冲入路边的学生队伍，当场碾死11名学生、导致更多人受伤。其中的5具遗体被民众送往我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被摆放在政法大学教学大楼前面的一排课桌上。当天上午10点钟，我和另一名教师刘苏里带领20多名学生撤回校园时，一进校门就看到他们五个遇难者血淋淋的遗体。我们跪在遗体前痛哭，我心里开始有个声音回荡，“永不遗忘、永不遗忘、永不遗忘”。

6月3日，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在中共出兵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运动30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敬意，并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蓬佩奥还说，美国对中国未能因为融入国际体系而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而失望，并抨击...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两本新书。一本是鲍朴整理，美国汉学家黎安友作序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鲍朴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另一本书名《邓小平在1989》，作者是中共开国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当代著名作家，调查记者戴晴。

李鹏、乔石等人开会决定当晚戒严部队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 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紧急通告要求学生和市民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不要上街不听劝告者后果自负 柴玲带领数万学生宣誓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

三十年后，美国政府首次在官方场合，正式将“六四”定性为“大屠杀”。5月3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以“大屠杀”（full-on massacre）一词谴责中共在1989年6月4日对本国民众的镇压，谴责中共系统性地践踏人权。发言人说，人们不应当忘记“六四”，那是对和平抗议者的大屠杀。

读了李鹏《六四日记》后，我想此本日记乃是“后来”编写的，加入了“后来得知”的情节与分析。不过，此日记的价值在于李鹏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自我表扬和诿过于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自作聪明，傻乎乎地揭发了邓小平的十大罪行与恶行。对于这些事实，我相信是真的。李鹏提供了把邓小平钉在历史的耻辱十字架上的十根铁钉。

吴稼祥的文章显示，杨尚昆不仅极富野心，而且极富谋略。想想看，借调动军队进城、指挥戒严和屠城并最终平息动乱，是任何一个政委出身的人在军内高层剪除职业军人异己、培植势力、巩固军权千载难逢的良机。以杨尚昆的野心和谋略，他不仅看到了这个机会，也身体力行抓住了这个机会。

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中共下令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尽显中共当局残暴面目。此后的6月4日，这个靠暴力起家的政权便想方设法让人们忘记这一天，并拘禁、监控异议者，防止节外生枝。今年六四大屠杀30周年前夕，北京当局依惯例加强监控异议者，多名艺术家和维权人士先后失联或遭拘留。

从周五（5月31日）晚开始到周六（6月1日），大量中文推特账户被暂停使用（封号），这些账户都“碰巧”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无论用户身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如果想把小平抛出去，用不着紫阳抛出去，李鹏早就抛出去了，李鹏早就向所有大学生说了：四二六社论是反不得的，四二六社论是小平决定的。哪一个大学生不知道？用得着过了20天再通过戈尔巴乔夫向学生说吗。

1989年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

吴仁华表示，自己为什么要研究军警死亡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六四以后一直说，因为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才不得已开枪镇压。吴仁华对军警死亡数字的研究结论是：军警总共死亡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个武警。吴仁华分别列出了他们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六四30周年临近，原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养女戴晴在香港出版新书，披露更多的六四内幕，包括在屠杀后，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纷纷以各种方式撇清关系，国防大学曾办“戒严干部培训班”为屠城军官洗底等。

1989年6月6日，在天安门参加抗议的一对学生恋人。 1989年5月，当加拿大的资深记者亚瑟•肯特（Arthur Kent）完成在阿富汗战争中报导任务，被派到北京后，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目睹并报导一场20世纪举世震惊的血腥屠杀。 肯特曾因为优秀的报...

去年底的一天，刘建无意中问他17岁的女儿：你知道‘六四’吗？女儿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六四’是什么节？刘建觉得自己身上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突然被触动了。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连枪都动用起来的（运动），居然在中...

2时30分，约百名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军队再开枪，10至15人倒地。......清晨5时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甫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6时20分，约40辆武装车组成的第3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对群众扫射约10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激情地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作出了最后的劝告，劝学生停止绝食：“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临去天安门之前，他口中喃喃自语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想的是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做好了“入地狱”的思想准备，他希望年青学生活下去实现“四化”，而不是进地狱。从赵紫阳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五月的言与行看，他绝不会传话，也不可能传话（实际上他已下台）给柴玲让学生坚持到“六四”天明。

徐勤先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对方答：“有。”徐勤先又问：““有没有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对方答：“没有。”徐勤先便道：“手续不全，这兵我不能带。”后他称病休息。周依冰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说：“徐勤先，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的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徐勤先被捕时只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千古罪人，或者是历史功臣！”六四事件结束后被判刑。目前无确切消息。

当年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1986年开始驻京，直至“六四”最后一批记者后离开。他成为当年采访六四事件的记者中唯一被通缉者。刘锐绍将六四事件复射至现今香港争论不絶的《逃犯条例》，称：条例修订一旦通过，自己会有可能被移交回国内。30年里，除了努力地为“六四”保留真相，刘锐绍还不断发掘“六四”不为人知的迷团及真相，包括当年出动军队数目应为35万。

我相信，几十年过去，当后人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些现在被社会视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时，即使几十年以后那个把自己的政党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权仍统治着中国，我们还是被视为“反革命分子”，但总有一天，历史会公正地承认我们的价值。历史将证明，我们无愧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正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充当着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先驱、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