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跃进”制造的三年大饥荒，饿死的百姓数以千万计。许多经历过的老人回忆当年惨状，令人心惊。

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中，家族兴旺，传宗接代，几世同堂，是历朝历代国人的执念。唯有到了中共篡政的七十多年间，人被物化，工具化，奴隶化，家族传承概念才被无情打碎。人们连生几个孩子都要被共匪限制，放眼世界，这个奇葩政权也是无出其右了。一个严酷事实是，202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继续探底，则是在中共使尽各种手段催生几年后发生的。也就是说，经济持续下行，人口死亡率攀升，与出生率下跌处于平行时空。

图为因1960年代大饥荒涌入香港的中国难民。华盛顿和北京仍深陷关税战，中共曾宣称打持久战。有消息指，习近平亲信蔡奇鼓动以三年自然灾害（史称三年大饥荒）为代价来打这场贸易战。但近来美方不断有消息称，中美之间正在谈判，中共则否认。美国已对中国大部分商品征收145%的关税，中共则采取了...

我也顾不得手疼，来不及抓筷子，两个手伸过去，把我的手指头戳进那些菜碗砂锅，随便抓起一块什么，掏出来就塞进嘴里。两只手六个手指头，在菜油汤汁里，烫得刺心疼，好像能听见油炸皮肉发出的丝丝声音，我也不管，强忍眼泪。 可能我这举动，近乎发疯，倒把那书记惊呆了。等他缓解过来，我的手指已经在桌上三个菜盘砂锅里都搅过了，他再也没法子端回去。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本文作者：李锦，1952年出生，江苏省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山东分社副社长等职务。他的调查报道先后被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最高领导人公开肯定，是中国智囊型记者的代表人物，是大型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惟一出现的记者形象。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梁晓声：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的意识中，母亲像一棵树，父亲像一座山。他们教育我很多朴素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令我终生受益。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父母早期的家教都具有初级的朴素的人文元素。我...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

在我的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我出生在江苏省射阳县兴桥镇，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饿，拾麦子、挖野菜，吃榆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从事新闻工作38年，大半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自己亦怀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写出。这...

那时缺吃少穿，城市中的粮食﹑食用油、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购买的。生活中的工业用品也凭票购买，如，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民众辛酸地调侃道：“除了自来水不要票，其它都要票。”虽然，早在1959年大跃进高潮中，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就教育我们说：“中国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1962年，人民的生活将极大丰富，我们除了吃穿住行由政府包干外，还每人每天有半斤白糖及饭后水果……”但到了1961年我们不仅见不到白糖，却还凭票限量购买进口的红黄色的古巴糖；而且，城市中还饿死人。

各地官员极力捂盖子，饥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出真相，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党脸上“摸黑”。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上面要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有甚者，在省委派工作组调查时，当地官员以“保护首长”为名，把村民赶上山去，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的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当地群众把这称作“万人坑”。

镇反、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中共篡政70年杀人数千万。（网络图片） 当中共庆祝“十一”的焰火升起时，当中共军人蹬着皮靴迈着正步走过天安门时，中国人千万不要忘了当局打造的绚丽和威武背后，是由70多年来无数中国人的鲜血和屈辱铺就的。且...

赈灾放粮是古代文献书籍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当民间发生大饥荒，朝廷就开仓放粮，帮助百姓走出饥饿。1959-1961年有没有过开仓放粮，我采访过的人都说没有。那时候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突飞猛进，谁敢说发生了饥荒？没有饥荒当然就没有开仓放粮。谁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记载，传给我，我删了这微博。

*西单红史1：毛时代的农民叫社员：不准入城，不准迁徙，出外要证明，入城要被赶走，世世代代是农民户籍。劳动成果全部上交。没任何福利，基本没有现金收入，定量吃粮，大跃进时房屋、工具没收，本人编号、强迫劳动，夜晚也休息不好。董辅礽说：“人民公社制度从经济学意...

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国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路线的错误、道路的错误。所谓阶级斗争、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理论路线所致。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农民肿病横行，死尸遍野，惨不忍睹。随着饥荒越来越严重，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更有谣传称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本文摘自《坎坷人生》，作者邓自力为邓小平堂弟，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了一千二百五十万人(见原省委书记廖伯康先生回忆录)。我的继母黄周氏，二伯黄亦合就饿在1961年。在1960年，四川省的宜宾市中山街一户人家，就骗杀娃娃当兔子肉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1964年我因右派反革命关押在沪州省四监狱，同队几个判死缓的康、刘、王等几个犯人，就因饿荒了杀人吃而坐牢。1978年我在雷马屏马家湾中队劳改，一个以“伤风败俗”罪，判刑十六年的高个子刘姓贫农，成天高喊：“我犯什么罪，国家不要，供销社不收，煮来吃了(他把一个死孩子煮来吃了)，填填肚子有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