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庄稼减产欠收，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颗粒无收，人们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国家还要求人们勒紧裤带还外债。 当时农民的口粮标准大约是300斤，这都是毛粮，折成成品粮则每天不到六两。一面是繁重而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一面是无...

县委书记曾昭起说了狠话：“我已经给市委立下了军令状，如果一年之内计划生育不能由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我情愿接受党纪政纪处理，毫无怨言。……”一场“百日无孩”运动（5月1日至8月10日之间无小孩出生）在冠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快被塞满了，他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

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右派分子女学生，才貌出众，可谓沉鱼落雁，父亲过去是一个银行家，娇生惯养长大，到那里后变成一个公共情妇，什么教育局长交通局长都能找她睡觉，而她也仅仅是为了温饱为了生存而已。在那种时刻面临死亡的时期，偷盗抢劫受辱卖身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人变成了动物，只想吃，只为吃，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经不是人了。

放牛得到的启示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0月发生武昌起义，他曾放弃学习，参加新军当了列兵，半年后不知何因离军回家。父亲让他放牛，他把牛绳搭在牛背上，让牛自己去找青草吃，他则躺在草地上看书看白云，胡思乱想。偶而想到：这牛身...

朱韵和：“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这样说。庐山会议召开后次年，是中国农村饿死人数是最多的一年。 ymdq2：【文革时期的虚假繁荣】72年初，中美关系...

一个医院医生，在红卫兵大抄家高潮中，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亲手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最后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她到底有没有罪？

一 近来中国大陆发生一种举世注目和惊异的现象。就是，在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亚洲那块广漠的土地上，红卫兵像溃决了的黄河洪水似地到处横流。这种现象富于戏剧性，可并不是喜剧。实在，它里面蕴藏着悲剧。因此它很引起我的注意。本文的目的是要对这种现象加以客观...

古人说盖棺论定无翻案。毛泽东、周恩来已死四十年，史家给二人做一历史结论： 毛泽东，大土匪，准汉奸，卖国贼，祸国殃民，罪溢四海，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万死不能偿其罪。 周恩来，伪君子，真帮凶，害人虫，助毛为虐，恶满天下，决东海之波，流恶不尽，千刀犹难斩其恶。

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一群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学生，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红卫兵”就此诞生。9天后，红卫兵的第一个牺牲品便诞生了。北大附中副校长刘美德被三个女学生用手臂粗的木棒痛殴两个小时，直到木棒打断。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毒打了四个多小时，在申诉书中，卞控诉了红卫兵的种种野蛮行径“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只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背，用地上的泥巴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但这一切不过是序幕，两个月后，卞被她的学生折磨致死。

1949年跟张治中赴北平和谈代表、监察院副院长黄绍弘曾力主跟中共签订所谓“和平协定”，并劝李宗仁、白崇禧投共，遭到白崇禧拒绝后，不听白崇禧劝告，自行去香港赴北平投共。黄绍弘后来被中共打成右派，文革中不堪批斗侮辱，多次服毒自杀，最后以剃须刀割喉惨死。

方子奋，高级工程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30岁。1970年在一打三反中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当时在南京第四机床厂（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服刑。到了1971年秋，我的刑期下来已经两年出头了。这年的国庆前没几天，我被调入设计室搞设计。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南京...

江西赣南两个奇女子:李九莲 钟海源被处死和活摘肾脏的来龙去脉

中共早期承诺“耕者有其田”,夺取政权后则收回农民的土地。（网络图片） 本文试图廓清父辈是怎样被共产制度愚弄，这是我对父辈的义务。 ——题记 父亲刘彦虎，1924年11月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萧咀乡湾子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之后，这里成为陕甘...

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始于“文革”前夜。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见《毛泽东年谱》）翦伯赞的处境刚有所改善，又被卷入刘少奇专案。一个多月后，翦伯赞夫妇自尽，口袋里留下两张纸条，有一张写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1941年又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

毛一贯使用的“阳谋”。用“阳谋”对付阴谋，是毛“战无不胜”的法宝。林历史上曾有三次“救”毛的“壮举”，其“汗马功劳”似乎并不亚于他的战功。这三次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

1980年9月8日，彭真（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彭真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