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灭门之灾：11条无辜生命的惨死
我27岁时（1956年4月）担任云南省威信县长，两年零4个月后（1958年8月）从县长岗位上打成右派而失去自由，21年后（1979年春）改正，任昭通师专副校长时已50岁满过，任职十年后离休。我个人生命中有四分之一岁月纯因无缘无故无罪无错惨遭囚禁迫害和极度屈辱摧残而虚耗，我家庭的全体成员作为最典型的顺民，劳动者，自耕农，就有11人在无罪无错无缘无故中被暴政凌虐屠戮殴打摧残逼迫而死于非命，其实况之惨烈残忍，旷古未闻。今年我已82岁，以健在之身和清醒之神智，自述亲历亲受亲见亲闻，为历史留一笔实录。
毛泽东的爱将谢富治在1952至1959年以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职权主政云南的七年内，他直接组织指挥和全程操办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地方主义、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这十大政治运动。因其整人杀人超额完成任务而政绩显赫，遂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荣升”中央公安部长。也就在他杀人最疯狂期间，我的家庭作为滇东曲靖专区宣威县西泽乡山区农村的自耕农，只有3亩水田、10亩旱地，一小片烧柴林，全家都艰辛从事农耕而仅能勉强糊口，按土地改革法的明文规定最多只能划为中农，但硬要把我的家庭划为地主。因为谢富治入滇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土改的“重要指示精神”：不准搞“和平土改”，也不准搞“依法土改”，把中央人民政府明令颁发的《土地改革法》文本全部收缴销毁，所有土改工作队要学1927年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省地县委在多层次的干部会上一再传达：有的人认为我们建国了，有了政权了，就准备按法律法令来施政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革命传统不能丢，打就要打到肉体，镇反和土改就要见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政策依据和执行方案，敌人骂我们是痞子运动，我们就按这个咒骂来组织农会和建立阶级队伍，就是要有一些下得了毒手的勇敢分子来打开阶级斗争的局面，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划出地主富农，不杀地主怎么调动得起贫雇农的力量？不造成三代人的仇恨还叫什么大镇反？不流血怎么叫阶级斗争？怎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就是不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本立场问题。——类似这样的“党性教育”语言，在上述十大政治运动中充满了整个精神空间，塞满了全部社会生活领域。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我这个3亩水田、10亩旱地的自耕农家庭，被强行划为地主，由此造成我家庭成员的惨烈后果是：
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了，双手的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天灯”，在疼痛惨叫中昏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水沟。
父亲吴绍昆，省立高等师范数理化专修班毕业，曾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又在宣威县左所小学当校长，后到宣威中学师范班教数理化，最后在昆明厂口乡开中药店，1952年被抓入昆明监狱摧残折磨，出狱就惨死，年仅44岁。
母亲浦双英，一个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斗争，被殴打至半死，由我十二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回家，死在半路上。
伯父吴绍崟，土改中受不住酷刑吊打折磨，跳崖而死。
四叔吴绍煜，土改中被威逼，从碉楼的四楼上跳楼身亡。
小叔吴绍煌，土改中被殴打逼迫，两度逃至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我的儿子吴兴亚，是我原在老家由父母包办而娶的妻子浦定芝所生的孩子，因我全家主要成员都已死去，无人抚养，就交由昆明厂口乡我的后母去照管，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劳教后，孩子成为政治贱民，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压力和生活折磨下已经瞧不见任何希望，随即文革开始，全国性的屠杀“黑五类”成风，孩子在花季年龄的19岁，在绝望中自杀。
岳父浦恩高，也就是前妻浦定芝的父亲，自耕农，土改一开始就被关押批斗摧残，打成重伤后，在押解的担架上吞鸦片颗粒自杀。
岳母张二妹，土改中无法忍受酷刑，更无法交出本不存在的浮财，被逼迫上吊自杀。
姑爹叶家林，土改中被斗争、吊打，追逼其交出根本没有的金银烟土，他谎称有，而且藏在房梁上。于是爬上房梁跳至石板地面自杀惨死。奇怪的是他的老妻吴巧莲，也就是我姑妈，竟然以幸存的生命活到105岁（2006年）无疾而终。在我1958年划为右派以后的21年受害期间，60年代曾经以“摘帽右派”身份安排在镇雄县当林业员，仍处于被歧视中，我在该县芒部乡板桥村与一位农村姑娘宋儒芬结婚，生一男孩吴兴文。他3岁时由感冒导致肺炎，这本是很常见、很易治愈的儿科疾病，但在当时极度贫穷、极度歧视压抑之中，宋儒芬因“嫁给右派分子”而被列为群众监督对象，不可能及时送孩子到医院就诊，孩子吴兴文不治而亡。
以上，我的家庭成员8人和近亲属3人，共11人惨死于毛泽东暴政之下。这仅仅是毛泽东时代神州大地深重苦海中的一片树叶。我想，这是一片最典型的样品之叶。
谢富治正因为建树了这些血淋淋的政绩而荣升公安部长。文革刚开始的1967年初他就麇集在江青旗下，颁发“公安六条”，其核心是创造出“恶攻罪”这一新罪名。就是“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者”，以‘恶攻罪’处死刑”，由此开始了神州大地新一轮大屠杀。
中国现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和当代史（1949年至今）的学界同仁有一个共识，就是把谢富治、柯庆施、李井泉、刘澜涛、吴芝圃五人列为中共省部级军政大吏中血债最多、最受毛泽东器重并委以重任的“五条狼犬”，而奉命豢养和培训狼犬的驯兽师名叫康生。由这么一伙法西斯恶棍来祸害神州，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杰作。
我作为一名中共官吏中的县长，没有丝毫能力对11名骨肉至亲施以半点救助，这是我终生第一大愧疚。这一深深愧疚之情将保留在我的骨灰中。即使在我个人最顺利的当县长的五十年代中期，在省里开会时我向带队的昭通专员原德明请假：“这次散会后要经宣威才能回威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想请三天假回去看看。”想不到原德明这位43师军转干的专员竟然翻脸大声训斥我这个县长：“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二、从一名“进步学生”到一县之长
1937至1945八年抗战，正值我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毕业这段黄金年华，我在故乡云南省宣威县度过了由少年到青年的单纯日子。因为当时父亲在宣威中学任教，我就随他在县城读书。1947年18岁，我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时值以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学生民主运动高潮时期，西南联大和云大是学运的大本营，1948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49年参加中共。
1949年8月受组织派遣离开云大，进入滇桂黔边纵游击队，赴会泽县者海区开展建政和清匪反霸。1950年云南“解放”，我任会泽县供销联社主任。1953年春奉调到威信县组建县联社。那时的县供销系统负责组织全县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又负责农副产品的收购和运输，而且还要建立一些本系统内的手工业企业。县联社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的物资供应部门，是一个实体经济网络。县联社进入了有效的经营管理后，专、县两级认为我“有能力”，就于1956年4月经云南省委批准，由我担任威信县长。县长的任务是管全县经济。
就滇东北11县乃至全省而言，从1950年建政到1952年，昭通专区级、县级的党政主要领导都由地下党和边纵人担任。自1952年谢富治持着“尚方剑”入滇主政起，他全力操办三件事：第一，在组织、人事、政法岗位上用二野四兵团的军转干全面换下地下党边纵干部，简称“南下换地下”或“枪换肩”。为此，当上昭通地委书记的二野43师政委薛韬把该师近百名连级干部越级提升为县级，来完成这种替换。而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对此毫无异议，说这些南下的军转干“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仗比我们打得多，经验丰富，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时时事事尊重他们”。
但是后两件做法就彻底露了恶意，这就是1952年“换肩”之后迅即开始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把已削去实权的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强行安上“地富路线”、“土匪武装”一类政治罪名，进行专政性质的政治迫害，用残酷手段整死整残整垮数百名干部，其真实性质是打掉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构出来的“云南地方主义”，而建立起一个货真价实的以谢富治宗派为核心，以山东和山西人为主体结构的地方主义（但是随即又在其内部进行争权夺利的拼搏，山东帮排斥山西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