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网络图片） 每年过年都会听到“恭喜发财”的老调，在距今半个世纪之前，那时上海还未易帜，过旧历年时这句老话就如同顺口溜，碰到亲朋不约而同脱口而出。中共建...

FT中文网商学院:60年10月29日，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警告说，如果英国同意美国提出的建议，在香港新界组建自治政府的话，“我们将毫不犹疑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向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

19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直至文革打倒顶峰，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倒，惨死他乡。在钱锺书看来，知识分子被打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丧，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在谈到吴晗的悲惨命运时，钱锺书颇有些戏虐地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谢学锦先生指出：“匈牙利地震队的工作对大庆的发现有关键贡献。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过他们一句。好像我们中国人得了帮助，然后把人家忘得光光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真实地对待历史。”“1957年，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第二年，他们即在这一地区发 现长垣背斜构造。紧接着，地质部在构造上打普查钻，见油砂!这一关键性结果，使松辽平原找油远景骤然大幅升级。从而导致后来两部在该地域集中力量钻探，最 终确定出松基一、二、三井的井位。”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习仲勋和彭真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彭说：“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

文革时期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在个人回忆录中用“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来定义这座神秘的“天牢”，在那里对于所谓“囚犯”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让亲历者永生难忘。谈及这段历史，吴法宪更是感慨，“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并深切感受到谭震林的“三个不该”：“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

据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口述，1976年6月21日，当局安排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但外宾没到，最后被告知，会见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朱德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回家不久便感不适。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终年90岁。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建筑凝聚着国人的智慧，也是能工巧匠们的杰作，更是对世界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共建政后，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被拆被毁被沉入水底，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历史黑白：【梁启超的宗教观】我笃信佛教，佛教所说的“业”和“报”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理，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与恶是不准抵消的，全是自业自得。这就是...

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抢劫、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对中国平民犯下滔天罪行，相比日寇入侵时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苏联红军的好战友、中国红军的重要将领、共产党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亦未能幸免，他遭苏联红军拦路抢劫后，再被杀死。可耻的是，东北至今仍矗立着若干苏联红军纪念碑。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湘西剿匪名噪一时。这场由47军主持的对投诚国军、地方武装、会道门、土匪的大剿杀发生在抗美援朝前夕，鲜为人知的是“剿匪”预算十万人杀一万，但“在毛泽东批示高度肯定其向上级报告的鼓舞下”，原本计划收手的运动再次被推向高潮，揭开湘西剿匪的血腥历史。

“1932年春天，官员们意识到一场新的饥荒可能即将发生，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甚至生命，他们铤而走险，开始在所有的地方、用所有的方式收集粮食。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充公事件。在乌克兰，这种情况发展到了几乎狂热的强度。” 上面是我从安妮·艾波鲍姆(Ann...

在张（学良）身边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再强调，“放弃西北联合，红军与东北军的公开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从另一面证实，西安事变的起因是“西北大联合”，而不是“抗日”、“政见之争”。

这一仗除了枪枝弹药，红军还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中午时分，红军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共二百多人统统当作“财神”绑架到江西去，让家人拿钱去赎，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则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财两失。中共的历史说，方志敏的红军叫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原来也仍然是杀人越货、破坏稳定、破坏抗战的土匪。

从1980年8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陈云在会上作了发言：“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别笑这是野史：【经典一瞬诠释医患关系】英国医学博士梅藤更26岁来杭州,创办了广济医院,1881至1926年任院长。梅医师查房,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向梅医师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梅医师也深深鞠躬回礼。这一温馨场景表达了患者把健康乃至生命都托付给医生的感激,也...

“后来，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战争期间，德国共产党有大约600至700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历史学家尼特哈默尔( Lutz Niethammer)说，党卫军不仅容忍共产党人在集中营开展活动，同时他们还是党卫军对跨国集中营进行内部组织管理的一个民族工具。因为当时集中营的囚犯大部分是外国人。事实上，集中营的共产党小组为了保存自己，协助杀害所谓的替代囚犯。他们救了自己的小组成员，却让其他人成为替死鬼。此外，共产党人也参与了集中营卫生所的医学试验。成为"注射死亡"，也就是针头处决的帮凶。

1987年，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后，中央曾发布多份文件，批评胡耀邦。根据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引述当年的中央3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等6条罪状。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