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

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邓小平这种说法表面上是谈“过失”，其实等于把周恩来与林彪四人帮划了等号。

“我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只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闻，对全会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锋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以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当时在表面上还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已被拉下了马，而且注定了不久后被彻底打倒的命运。”

彭德怀的“万言书”众所周知，刘少奇的“万言书”却一直鲜为人知。对彭德怀的“万言书”进行愤怒声讨的刘少奇，竟然忘记过去自己也曾写过“万言书”的历史。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比，刘少奇的“万言书”可谓名副其实。更让彭德怀“自愧弗如”的是，刘少奇当年上“万言书”和作大报告“公然反党”，可他竟然“安然无恙”，不但没有被打成什么“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出人意料地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友。

陈伯达一生始终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跳来跳去。毛泽东说陈伯达是个国民党。他1925年加入国民党，最早是军阀张贞64师师部秘书，然后是国民党汕头党部秘书，何应钦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被捕，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在狱中写信请张贞救他。张贞在国民党军界活动成功，陈伯达写没写自首书,由于他一直处于老虎的地位，史界也未搞清楚。然后他先在北平，后到延安。陈伯达常常言语不清，貌似迂腐。这个外貌，在官场帮了他的大忙。大家不防他。其实，貌似大憨的人往往藏着大奸。这也让他在日后进入了中共权力核心。

大量印刷、发行毛泽东著作，即使相当部分由公家购买，毛都一直照收稿费与加印数稿酬。 神化领袖，或说搞个人崇拜，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个通病。既为了夺取政权，也为了巩固政权。中共也不例外。大约从1940年代初开始，党内有些人基于各种原因，便一步步去神化毛泽东，...

毛泽东不仅耗尽了传统的帝王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帝王气十足的话语资源。毛泽东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式的集帝王与话语、集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于一身的帝王。毛泽东是绝代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泽东以后的专制者，不是垂帘听政，就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也依然像个公务员。

在中共建政之后，尤其文革期间，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两大重要手段：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

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尘的神。

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着力解决各路诸侯的分散主义问题。至于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则是要附带解决的次要问题。“毛泽东顺应人心，毅然改变了会议方向；刘少奇讲话直言不讳，痛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固然令人称道，会议后来取得的积极效果也让人称赞。”但是一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竟然没有使中央领导发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而是集体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岂不是发人深省吗？

饶漱石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想拿副部长安子文开刀。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邓小平在专门研究起用朱镕基时，问起朱是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右派问题，举出邓自己历史上三次被打倒的经历，要求朱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朱当然心中有数，“夹着尾巴做官”。朱镕基的姿态基本代表党内右派干部的立场，息事宁人，很少有人会再去揭这历史疮疤。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但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开始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使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由于林彪事件，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已经成了笑话。毛泽东灰头土脸，“精神颓唐，...

陈毅之子陈小鲁披露，陈毅死前，他看父亲被疾病折磨太痛苦，曾想放弃抢救。但医生说了两句话：“你说了算吗？我们敢 吗？”同为文革中被打倒的高层人物，陈毅的“求死不能”与刘少奇、贺龙等人临死前“生不如死”的境遇大相径庭，凸显文革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本色，什么都可 以政治化，死亡也不例外。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力荐粟裕当元帅，但没有成功。因为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正在北戴河疗养，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1，政治目的，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形式，在这种状态下修改的图片，大都是执行任务或是不承担责任；2，被美学所支配的修改和创造，这种情况是将主要人物突出，巫鸿先生称之为“升华”；3，心理作用下的自动修复，这有点像电脑软件在有些情况下会自动的修复某一文件的碎片，修改图片的人大都是工厂的印刷及上色工人，专业术语叫“修版”；4，主动创造和虚构一个主观的场面，把不存在的、但需要表达的主题，通过不同的图片剪裁和拼接，从而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画面，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

“可以对现场分析一下，当时刘少奇头部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遗体被白单子包起来装在一个大塑料袋内，谁会知道那是刘少奇，任何人都不准接触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是军人戴著口罩手套把他推进焚尸炉的!共产党宁可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敢违抗组织纪律，有谁胆敢私藏烈性传染病人的骨灰!有哪个觉悟的工人能隔著包裹的白布和塑料袋能认出一个死尸来??这和亩产万斤粮一样，都是为党的政治需要服务!”

1966年6月，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主持文革工作。王光美刚到清华，就运用她在四清运动时创造的整人经验，大肆迫害清华师生。她万万没想到：一个叫蒯大富的学生被她打成右派后，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成了全国最出名的造反派，不但将她逮捕，更是第一个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最终成为她丈夫的掘墓人。

刘少奇被批斗（网络图片） 【编者按：曾任两届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作为中共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中共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1950年，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立威，鼓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鼓励杀人，消灭地主阶级。血腥残暴的酷刑在土改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