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曾经感慨地对周恩来等人说："没有张汉卿当年发动西安事变，我们哪有今日……"，周恩来接口道："如果汉卿在，得给他一个副主席的位子。"毛泽东笑道："你也太小气了吧，给汉卿国家主席的位子，都不为过！"

西安叛变后，感觉上了中共当的张学良负荆请罪，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并为其囚禁，其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而助纣为虐的杨虎城，在被出尔反尔的中共抛弃后，曾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蒋中正（网络图片）（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安讲演）要旨一、西安事变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关键。二、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三、中央之政策，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四、生平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

西安事变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坐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再加上中共口头“抗战”实则渔利的做法，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曾做过汉奸的孙铭九则在中共建政后成功躲过“镇反”、文革等运动，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死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所谓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军战斗，并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些所谓“爱国义士”却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汉奸。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一直密切。在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被迫下令清党剿共时，在他的部队中，有中共党员十六人。杨虎城不仅不清除他们，还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因此，一九二八年女共党徒谢葆真获准给杨虎城做妾。

1904年出生的宋绮云，于1927年加入中共。国民党“清党”后，他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旁听生的名义掩护自己。1933年，他接受中共任务，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代表中共去做包围中共的西北剿共副司令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为中共生存扩展空间。宋绮云征得杨虎城同意后，改组一直进行反共宣传的《西北文化日报》。该报成为了主要由中共党员办的一份报纸。宋绮云还亲自撰写了《论攘外必先安内》等社论，痛斥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剿共”的反动方针政策。

【周舵：读近代史西安事变一段，总让人大惑不解：张学良，一个人所共知的草包大少，怎么可能干出这样惊天动地、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来？再想想通了：不是他的能力大，是他的权力大。一个草包没有权力，只能干小蠢事；有了权力，就能干大蠢事；草包有了绝对权力，就能干出惊天动...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中，张学良曾讲了一句：“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另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在中共双百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上，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国民党将领可算得上是中共的大恩人，他们因此被中共称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的张学良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直接否定了中共的评价，这却是为何？日本入侵东北亲下不抵抗令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

文革爆发后，高崇民被划入由“彭真、林枫和吕正操等阴谋策划叛党投敌集团案”引发的“东北叛党集团”，被列入这个集团的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等。高崇民等人先后被关押审查，1968年10月，高被抓进监狱，被诬陷为是“军统特务”，他拒不承认。1971年7月，81岁的高崇民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共卸磨杀驴的又一典型例证。

与张学良一样，杨虎城之所以成为中共的英雄模范，完全是因为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西安军事叛变，而据张学良透露，杨虎城才是叛变的主角，张不过是在旁协助。令杨虎城没有想到的是，西安叛变和平解决后，中共过河拆桥，杨虎城最终自食恶果。杨虎城投机军阀杨虎城1893年出生于...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军团长，驻守榆林。期间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晤。网上有消息称，邓不仅吸鸦片而且种鸦片，跟延安互开方便之门。彼时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统区。这自然让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称其“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蒋介石却没有察觉。

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他是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他曾经在苏联热烈追随共产党，并公开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他在艰难困苦中英雄救美，缔结出一段中西合璧的恋情；他对继母宋美龄谦恭有加，却又坚守国事决策的权威；他继承了蒋介石的铁腕风范，又亲手为蒋家及国民党降下旗帜；他生活...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军事叛变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虽然中共迫于苏联的压力，促使张、杨放了蒋介石，但它不仅使中华民国政府“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毁于一旦”，并造成西北建设损失严重，而且使中共再次得到喘息机会，并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获得了合法存在和扩张的权利和机会。

据张学良透露，杨虎城才是叛变的主角，张不过是在旁协助。令杨虎城没有想到的是，西安叛变和平解决后，中共过河拆桥，杨虎城最终自食恶果。助纣为虐的杨虎城，在被出尔反尔的中共抛弃后，曾质问中共党员南汉宸：“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张学良说到“九•一八”——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根本没有请求政府……我没把日本看透……我就没想到日本会敢那么样来！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话肺腑之言——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