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后对中国的历史、制度、文化诸方面的破坏乃至毁灭，绝对是空前的。别的且不说，单是以前亲亲相隐制度的沿用，也被视全民为嫌疑犯，到处草木皆兵的政权所破坏，因此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父子相告、同事攻讦、亲友互拱，告密的大网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几无一让人倾诉真心话的空隙。生活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之下，对人的伤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文革组成部分，我们这一代，生正逢彼时，正所谓时也命也。我1968年底至1977年初到位于海南黎族苗族通什自治州的乐东县某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称三师十四团)屯垦开荒种橡胶。年轻人聚在一起，青春年少，发生许多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知青聚...

毛泽东与王海容 凡是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一定都知道王海容。她是湖南长沙人，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谁也不会忘记，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或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王海容活跃在毛泽东身边。一头...

第8期《环球人物》刊载了这篇文章，《良友周报》又对其转载，以驳斥一些媒体说毛有亿万资产的报道，并说明我们的伟大领袖平时是如何的钱不够用，在拿“钱”这方面也是非常“伟大”的……那么这篇文章中说毛有多少钱呢？毛的月工资是404元8角，江青的月工资是243元，到1976年去世，毛的稿酬共计为124万元……

中共五十年代大量打击右派，六十年代上山下乡，政治原因背后，还有一个经济原因，就是中共不会经营城市，无法供给大量吃皇粮的，所以，批量打击知识分子还有官员，以减轻经济负担，这个因素似乎研究的不多。

他感叹：“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后来日本人又来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在《纪要》中显示，毛泽东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同样的话，显然他对他的这个观点颇为得意。

“这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经验：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情况下，人都要过得痛快、心安理得。再怎么倒霉，老子不怕！就像现在一样，我已经94岁了。有人喜欢我，有人讨厌我，这很正常。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讨厌我、控制我，老子还是过得很痛快！”李锐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精彩“演讲”。

“毛泽东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并合摄一影……民国30年8月7日，毛泽东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亦由大同到达该地，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10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毛冈订约定后，曾合摄一影，以志纪念。”

老毛刚死，余威仍存，中南海任何动作必须借助毛氏名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抓捕四人帮，明明有违老毛遗志，可打出的旗号：“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志”，好像毛泽东要他们抓捕自己的老婆与全力扶持的文革派亲信。中共政治就这么虚伪，就这么必须虚伪。老外不太看得懂，国人却一个个门儿清——“你懂的”。

正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的主导下，中国成了苏俄的附属国，中国的国民沦为受人压迫的二等公民。苏俄打着支援中国的幌子，明正言顺地掠夺中国资源。中国人对此稍有不满，就会被打成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中共领导当时完全是一付臣服于苏俄主子的嘴脸，不管中国国情，完全按苏俄主子的意愿规划中国社会制度。

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学良立即被逮捕，并送军法审判，结果判十年有期徒刑，但最终以软禁形式度过终身，直到1989年才被释放。西安事变过后不久，张学良托里昂先生担任张妻赵一荻与幼子张闾琳的贴身侍卫。接下来的五年，张学良在上海服刑，而里昂先生协助赵一荻母子处理重要家务，并驾驶飞机带她们四处奔走。里昂先生在一九四一年离开了中国，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品的保险箱回到了洛杉矶。

话说文革时期，踞某大报总编要职的某君常念白字。一次参加宴会，与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同桌，见桌上名单，他大声打招呼，称对方为“夏鼎同志”。夏鼐回去后作了一首打油诗调侃：“夏鼎同志你可好？夏鼐听了吓一跳。偷我头上一个乃，还来同我打交道？”鼎大家都知道，鼐是特大号的鼎，字比较生僻，比起云南代省长居滇不识滇还要好些。

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一书揭开周恩来与刘少奇之间的微妙关系：长期以来，刘、周两人一直存有明争暗斗。刘曾经长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来对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对此，周本人心里很清楚。尽管周恩来的才干和资历本来都在刘少奇之上，但党大陆位周不得不屈居...

毛泽东尸骨未寒，他尚躺在棺材里，王海容对于江青在花圈上自称毛主席的学生很不满，当场痛骂江青。江青哪里咽得下这口气，老妖婆过去就要打王海容，30多岁的王海容与60岁的江青比毕竟身手敏捷，不仅让江青没得手，还揪住了她的头发。如此胯下之辱要是放在别人身上，至少会被投进监狱，然后迫害致死。可是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有亲缘关系，毛泽东也很赏识王海容，否则也不会让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副外长。江青此时也只能哭闹一番。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一）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不突出个人的传统，有计划地掀起学习毛泽东的运动。（二）通过编纂党史文献，篡改历史，树立毛“一贯正确”的形象。（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论体系。（四）对毛山呼万岁、人民大救星、红太阳等封建迷信行为，开始流行全党全国。（五）开始了中共党内的衡量正确与错误“以人划线”的恶例。（六）制定出违反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则。（七）开始了对领袖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甚至反革命的恶例。

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滥觞。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

六十九军驻昔阳县的“支左”部队立即查阅了日伪档案，从中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而且还注明了陈永贵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县分会的领导成员。陈永贵的汉奸特务身份到此可以说是水落石出、铁证如山了。货真价实的汉奸竟是“同志”？而揭露汉奸历史的人反成了罪人。再后来，陈永贵不但当了中共“九大”代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最后更于1975年竟然一直混到官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