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月失去权位，1967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3日死亡。
１、百姓之死与高官之死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没有被北京封锁之前，笔者曾经收到两位读者的来信。他们说，“网上纪念园”展示了大批身为普通人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悲惨遭遇，三十年来媒体从未提起，现在网站上被明确记录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时，他们也问，为什么这个网站没有列出身居权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个就是刘少奇，还有陶铸等人。
确实，1966年8月以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陶铸则在刘少奇失去权位的同时上升为第四号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后悲惨地死去。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所记录的受难者，一般来说，都是普通人，不在权力阶层中居于要职，这些普通人在文革后虽然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从来不能在媒体上被公布和记录。
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在笔者看来，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观的中心，因此笔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尽力查访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刘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广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却成为极难澄清的事实。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获选而上台的领导人，广被人们所了解，他们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隐私权。在没有选举制的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最高权力圈子始终是神秘的，领导人物绝对不被大众所了解。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为了保持未获人民批准的权力。这种神秘性有助于强化那种权威。最高权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也不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他们需要跟人民保持距离。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给普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争”、折磨、甚至杀戮；但是刘少奇和陶铸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物，却一直被另行监禁，是放在当时最高权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说，高层权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与他们“斗争”的“群众”隔绝开来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数十万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中南外举行了一个月的“揪刘”行动，这一行动得到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支持，却始终没有让这些“造反派”见到刘少奇本人。刘少奇只被交给他身边的中南海造反派“批斗”，这是有纪录片为证的。
至今，中国政府仍然不公开文革档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关的档案都不准人们阅读，更遑论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范斯莱克，在他的中国历史课上曾经讲到，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他部分。
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只看得到一些脚的移动”。
2、一个被删去的细节：瘫痪后被绑在床上的最后六个月
在毛泽东死去4年以后、刘少奇死去11年以后，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同时，在官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刘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绩的文章。
就在那期间，一位老作家，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象”。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其实，报纸删去这个细节，也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笔者查阅了1980年给刘少奇平反前后的《人民日报》，果然没有读到任何文章中谈及刘少奇最后6个月是被绑在床上的。这一个细节，已经被删除了。
在同年年底发表的刘少奇的儿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没有提到绑在床上的这个细节。
但是，六年以后，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严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节（286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刘少奇是否被绑在床上，相比于他被迫害至死，似乎仅仅是个细节问题罢了。
但是，《人民日报》删除这个细节，在保卫“党的形象”方面，确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是，1967年9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文革十年史》中写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181－182页）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医生，比一般人对疾病更有知识。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也是很残酷的手段，但残酷程度，都没有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那么直观、具体，一听就懂。所以，《人民日报》首先删除这个细节，因为这确实是最为阴森可怕的一个细节。可以说他们“删”得非常符合他们的用意。
《人民日报》在1978年以后的否定文革的过程中起了正面的推进作用。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他们能公开地发表声音，绝大多数人民只有沉默。但是《人民日报》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满篇谎言之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删改大惊小怪。
这只是笔者极偶然听到的一个情节。
作为红墙外的老百姓，应该问，还有什么被删节了？还有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下来？
实际上，不会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对历史事实删节和对文革罪恶的删节，继续在进行。
３、解释刘少奇之死
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的最后经历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变成了第八号。不久以后，学生“造反派”贴出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1967年1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面被“斗”，刘的专用电话被拆除。4月，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30万人“斗争”。刘少奇则被《人民日报》不指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月，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墙外“揪刘”一个多月，刘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会“斗争”并且被殴打。9月，刘的妻子王光美被逮捕关进监狱（12年后才被释放），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刘被新筑的高墙禁闭在原住处。
1968年夏，刘少奇病重。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刘少奇处在随时可能死亡的病危状态，被送到河南开封，放在开封政府的大院内，继续监禁。11月13日，刘少奇死亡。
7年以后，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亡，毛死后又过了三年半，刘少奇得到了“平反”。刘的罪状，也都一风吹了。
人民不准询问：这一切是到底为了什么？
中共官方很快就有一套关于文革和刘少奇之死的理论：主要责任在林彪四人帮，不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接着，在1980年新发行一百元钞票上，印上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四个侧面头像。有人觉得这种排列很奇怪，为什么周恩来在刘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刘后面的，也有人说，周在林彪死后，也是第二号人物，和刘一样。其实，这也是一般人无可置喙的，人们不过议论议论罢了。在没有电脑互联网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书面文字讨论这样的问题，只在口头谈谈而已。
官方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钞票上，他们四个人紧紧相依，亲密无间，好像阴谋、迫害和谋杀，从来没有在他们之间发生过。
有一本名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巨型画册，在1988年出版，编辑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其中有“刘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关于刘少奇在1967年，只有一句话：
“1967年7月18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285页）
已经1988年了，还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这样的谎言，为毛泽东的责任开脱。这是为了什么？
如上所述，打倒刘少奇，是一个长期策划运作，并且不惜发动全国性运动乃至内战的一个过程。从刘少奇失去第二号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间有三年多的时间，全国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967年7月中旬那几天毛泽东不在北京，就能说明这一切不是毛泽东策划的吗？
何况，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1967年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斗争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489-491）。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记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过，当时摄制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的。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程序，已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
到了1999年，新版的一百元钞票又改变成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像了。也许岁月流逝，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了，何必还要提这个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对文革的记忆和疑问呢？毛泽东一个人足以象征、代表权威。
历史如果不被纪录，不被分析，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淡化，谎言反复讲述，不同声音被禁止，对刘少奇的官方解释，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３、斯大林主义的中国版本？
刘少奇一案，是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残酷斗争，应该怎样解释？
刘少奇死前说过什么，至今没有任何报道。这是很奇怪的。现在官方报道的刘少奇最后的话，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后给他平反时说出来的。他们被强制分开，直至刘少奇死亡，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他在最后的两年里说过些什么，从来没有见到任何记载。显然，他所受到的监禁非常严密，没有同情者可以接近。
在二十世纪，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血腥杀戮，发生在苏联、中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内部。斯大林是这方面的鼻祖。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中残酷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权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他六个成员，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杀，就是被刺杀，或者被判处死刑。这六个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1937年布哈林被投进监狱。1938年2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布哈林在审判中承认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处死刑，在1938年14日被枪决。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认有的罪行，是因为他的小儿子才两岁，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这样做。也有人说，那是布哈林上了斯大林的当，以为合作认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帮助斯大林制造谎言，但是仍然被处死。
1967年刘少奇被禁闭在中南海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刘少奇分别在1966年10月和1967年7月作了两次“检讨”。他没有对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斯大林的另一个手法，是起用某个人来清洗别人，然后再起用另一个人，把这个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里，他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斯大林先与布哈林联合行动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后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然后是布哈林自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也如此数度替换：先是雅戈达，然后杀了雅戈达任用叶若夫，又杀了叶若夫任命贝利亚。
中国的情况相似。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李雪峰在1998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