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在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上即席发言中国有不少人将裴多菲俱乐部误认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那个事件是匈牙利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爆发的结果，而裴多菲俱乐部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学术团体，其领导成员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和组织那样...

我们年龄虽然不大，但战争中苦难的经历已经不少。几次见到宋美龄，她的美貌、智慧、端庄，还有她那特有的气质和典雅的风度，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1940年干部档案制度的初步建立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全面推开的审干却有其特定的背景，这次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1938年至1939年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员实行政治过滤。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那61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很遗憾当时没有详细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他还讲过很多话都记不清了。我们还向他提过一些有关军内各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谈，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怀的记忆力极好。近70岁的老人对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新华日报》都要发表文章纪念。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

延安整风后期有个抢救运动，共抢救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这是我1949年到湖南后，从国民党戴笠的二把手《唐纵日记》中发现的）。我跟周建南都被抢救，是关在保安处的监狱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好朋友。陈云有一个思想：在人事上，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赞成的，他曾经想通过一个关于干部子弟应当遵守的规则决定，没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经历了。当时组织部为中央代拟了一个《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草稿。

一连几天，林彪就这样看“三北”地图。他不仅对重要城镇名称张口叫得出来，而且对山脉、隘口、河流、平原、草场、沙地、铁路、公路等也不陌生，连京西阳原、京东迁安这样的小地方都能随口说出。如果我平时不是一个地图迷，曾几次研读过“三北”地图，真不知道会怎样尴尬。林彪研读地图的方法和细心、耐心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宦和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光绪皇帝认为报纸有两重任务。一是报道国家的政策、法令，即所谓“宣国是”；一是反映社会动态，表达百姓的愿望与意志，即所谓“达民情”。中国古代的《邸报》，清代的《宫门抄》，其内容都是皇帝诏令，官家意旨，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达民情”，反映人民的心声，显然是个大进步。报纸不仅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且应该传播知识，扩大、增进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只有报纸说真话，说实话，才能帮助“朝廷”了解实际，了解民情，作出正确的决策。

奥秘就在“兴奋药”三个字。符是用掺了兴奋药的朱砂画的，喝下符就等于服用了兴奋药。兴奋药含有使人兴奋和暂时迷失本性的成分，所以团民喝下以后，“心神烦昏，光想打仗”；而且这种药只在一小时内发生作用，过了这个时间，人就恢复了原样。团民的“英雄气概”就是来自兴奋药。天津沦陷之后，义和团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再也不敢上前线“灭洋”。

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

整个邓小平主政时期，王洪文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1975年底，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为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开展，王洪文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因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引发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革职。但王洪文也没有因此重新复权。接替邓小平的是华国锋，毛泽东再次挑选的接班人。毛泽东不会想到，这个接班人，将结束他视为自己一生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文革。华国锋将永远结束王洪文的政治生涯。

全盘起底苏共骇人听闻黑历史。（网络图片）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

1926年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派人取回藏于景山寿皇殿的数十轴清朝皇帝和皇后画像等珍贵文物，溥仪就此事向安国军总司令告了故宫博物院一状，说他们锯锁闯宫抢劫大清列祖列宗的“圣容”。张作霖当即“严电”北京卫戍总司令于珍和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拿办”，继而又派兵护送“圣容”安全运津，令溥仪十分感激。但张作霖毕竟对溥仪是有过帮助的，因而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殒命身亡后，溥仪还特意派人送去“御笔挽幛”，以尽悼念之意。

作为事件主角的是毛泽东。我们初步查看了目前公开的毛泽东的文章、报告、谈话以及回忆。在这些文献中，对三次“左”倾领导人对他的排挤和打击，常常说得是细致生动、似乎点滴不漏的。连“脑袋没有被砍掉”这样“极端”的话都说出来了，而唯独没有提到博古不带他参加“长征”的事。如果有这样的更能证明“左”倾路线“罪恶”的事，他岂能不说？！

比起一般工人，王洪文无论是在考虑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上，还是在政治上，要强一些。他如果是一步一步地上去，在各种位置上受到锻炼，也许有可能会锻炼出工作经验和能力。但他却是一下子被提拔上去的，这使他的经验能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而且王洪文实际是奉命造反，没有独立判断政治是非的能力。他对政治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话。

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按照孙经先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谣言”呢？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