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郭飞雄被抓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想到美国来探望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妻子张青。中共当局不准郭飞雄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就已经够缺德、够无人性的了，殊不料还要把郭飞雄拘押；外界本以为拘押几天也就会放了吧，殊不料当局还要给郭飞雄判刑，而且刑期高达8年。当局给郭飞雄按上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想出国探望生命垂危的妻子竟然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荒唐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通常使用“理性行为者模型”来做出预测，该模型认为，政策制定者会在仔细搜索所有可用信息并权衡不同行动的成本后，确定既定目标，然后采取理性行动。但人们很容易犯错误，因此这个模型在预测政府将做什么时用途有限。特别是在预测独裁者的行为方面，它做得尤其糟糕，独裁者可以在不受国内阻力的情况下追求不合逻辑的想法。

当中美贸易降格丶高增值产业受阻丶楼市危机不解，加上没有统计数字但相信依然严重的年青人失业问题，若无法找到出路，中国将面临三十多年未有之社会变局。但七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后，至今未见提出有效措施，以挽狂澜于既倒，正正说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行，更在于当局欠缺排难解纷的应变能力。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可是，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啊，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我甚至怀疑这是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

为了吸引外企绕过美国的禁令，孙东披露政府正研究以补贴吸引企业来港，相信这会为特区政府储备打开一个“缺口”，未来恐怕更多纳税人金钱会以此为理由，流入一些被补贴的科技企业，破坏香港的公平竞争环境，甚至形成“私相授受”的政府及企业文化。

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将满六年之际，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后，她录制了一个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要人的视频，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动呼吁寻找高智晟。就是这件事情引出了中国共产党隔空与世界正义力量为敌的幕后故事。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来电话说：“我们找的翻译正在把翻译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时接到中共爪牙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人权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则你在中国的家人就会有麻烦。”助手说“我们必须马上另外找人翻译，并放上字幕”。

六七暴动之后，严苛恶法如煽动罪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亦备而不用，香港又回复一个自由之都。港英政府间中也有镇压公民活动，但并不多见。大部分日子，都让不同政见通过不同渠道互相交集，或者互不存在。在不同的角落，有人宣传“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人阐述三民主义和反攻大陆，有人主张香港独立，也有杂志散播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者大谈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甚至第四国际负责人香港也可找到，但这一切不碍香港的繁荣安定，反而兼容并包，逐渐成为香港人身份的一部分。

火箭军的大规模洗牌，习近平还有“要准备打仗”的考量。《解放军报》8月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文中用双引号介绍了习近平的强军兴军思想，“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扭住强敌对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云云。王厚斌和徐西盛从海军和空军调到火箭军，似乎是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忌。但习近平可能为的是增强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核威慑力量。

当地震正在发生，保安还要“请示”，得到领导“允许”后再开门的做法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做法，而是一台机器、一件工具才有的反应。此时此刻，这个保安就是那块妨碍避险而应该被砸碎、众人才能逃生的玻璃。在这种危急关头，只能被迫伤害他们，众人才得以紧急避险。这个道理与砸碎车窗玻璃才能紧急逃生，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共产官僚应对危机时的僵化死板实在可恶，可是仔细深思后发现：必须得到领导“允许”才能采取行动的独裁暴政灌输进人们骨子里的紧紧束缚住我们心灵的枷锁，才是最危险的魔咒。

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依靠美国与中国这“双引擎”。一些西方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均认为，疲软的中国经济已经让世界少了一个增长引擎；如今中国资本撤离西方可能导致部分国家新增就业减少，也使硅谷等一些地区的企业所能利用的资金池缩水。但是，时光不可能倒流回2016年以前，如今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围绕着世界的两极而伸展。

香港从来也是一个经济城市，很多投资者都会避谈政治，但制度败坏可以是在朝夕间摧毁，更可怕的是内地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监管层面。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国证监会于7月20日会见了香港当地的律师，明确要求淡化中国法律及监管相关风险，具体要求包括不要在公司的上市招股书中对中国的政策或商业和法律环境进行负面描述，这种“赤裸干预”香港金融事务的做法，实际上是自行撕毁一国两制，断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高等教育成了生意，学生追求学历多于学问，面对学界及社会持续出现批评声浪，李远哲曾于2005年在立法院公开为教改道歉。然而，台湾高教千疮百孔，亦不能全怪罪于外行领导内行的李远哲。但多年来政府都视若无睹，2014年第一所私校高凤数位内容学院倒闭后，陆续有多所关门，私校退场后的校地至今大多仍是“用途不明”。当初没有长远规划，现在的烂摊子不知该如何妥善处理。

总结一下这场伟大实验失败的原因：1）党内高层对对话的看法南辕北辙；2）党内开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敌党内保守派；3）军内主张对话派不敌主张镇压派；4）党内开明派、军内对话派、学生和知识分子没有形成广泛联盟。而这四方players（参与者）——党内开明派、军内开明派、学生和知识分子，谁也不具备单独挑战或战胜邓小平等镇压派的实力，因此广泛联盟应是不得不的选择。

目前加拿大、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等地方放宽限制，争取大量香港移民的经济考虑。反观特区当局“阔佬懒理”，不但任由人和钱不断流走，更继续政治挂帅，一齐从严，抹走两制的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