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中共的空话

图为2025年7月15日，上海街头﹐一个萤幕显示的GDP数据

日前公布的中共“2025年财政收支情况”，令人瞩目的不仅仅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罕见同比下降1.7%，还有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涨不动，只有1%，远低于4%的预定目标。中共不是口口声声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吗？怎么自己打脸了呢？

其实，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长期带病运行的中国经济终于撑不住了，增速持续下滑，当局日益倚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越来越不起作用），将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喋喋不休的讲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

然而，却遭遇至少如下三大制约因素：（1）财政收入整体下行，显着偏离GDP增速（参见王赫：中共“十五五”公共预算收入的增收困境）；（2）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9,552亿元，支出187,841亿元，缺口28,289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6,619亿元，支出46,852亿元，缺口233亿元；两者合计28,522亿元。但到2025年，该缺口超过11万亿元，几乎翻了四倍）；（3）政府债台高筑。

这里就政府债台高筑多说几句。“十三五”（2016-2020），政府债务余额增加了20万亿（其中，中央财政国债余额，2015年末为106,599.59亿元，2020年末增至208905.87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016年为15.32万亿元，2020年为256615亿元）。“十四五”（2021-2025），政府债务余额至少增加了37万亿，其中，地方债增加了29多万亿（截至2025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54.82万亿元），几乎是十三五的三倍；而国债至少增加17万亿（截至2025年6月末，托管余额为37.2万亿）。“十四五”政府债务余额增加额几乎是“十三五”的两倍，够惊人吧。

与此相应，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债务付息支出激增，从2016年的4991亿元飙升至2025年的13491亿元，翻了3倍多（见表1）。

表1：2016——202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债务付息支出（亿人民币，%）

需要指出的是，（1）这里的债务付息，仅仅针对国债与地方政府一般债的付息支出，不包括庞大的、利息更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规定，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本息由专案自身的收益支付）。（2）以上政府债务还只是政府法定债务，不包括比这更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

以上这三条导致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遭疫情重创，很需要财政支出的重大刺激，但中共却没有出台2008年“4万亿计划”那样的政策。非不想也，是不能也。

因此，我们看到，不仅仅是2025年，“十四五”（2021—2025）与“十三五”（2016-2020）相比，财政收支增速都明显下降（见表2）。

表2:2021-2025广义财政支出资料（亿人民币）

资料来源：财政部

就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而言，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突破18万亿元、20万亿元、22万亿元、2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2020年，因为疫情重创增速才下落至2.8%。而整个“十四五”，虽然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在期盼中共的财政政策打破常规，官方也口头表示财政政策要“积极有为”，终究成空。

就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而言，“十三五”都是两位数增长，“十四五”五年中却有三年负增长，2025年反弹，却仍低于2020年。

虽然，“十四五”中共的财政政策也做出了一些重大改变，比如：赤字率从2.7%提高到3.8%，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4%；发行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两重”“两新”；一次性安排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等等。

虽然，最近几年，中国名义利率持续下行，政府举债成本不断下降，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进一步打开了空间。

但是，鉴于悲观的经济前景和政府债务庞大的现实，中共没敢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

前瞻“十五五”（2026-2030）：中共财政政策仍难“积极”

中共“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对财政工作总体部署是“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不过，这更像是讲空话。

因为，“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准”、“加快构建同高品质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中共的财政政策取向，在中长期体制改革之外，更加强调应对短期风险挑战、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中共所以这样做，是害怕爆发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所以在财政政策上留有余地。

预期“十五五”，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中共仍将维持现有财政框架，是会做一些优化和调整，比如“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但难有重大突破。无须指望中共财政政策真的会“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