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歌唱家妻子

1985年Hong Kong唱片公司发行《彭丽媛演唱中国民歌》黑胶专辑。

图片来源：作者收藏翻拍

最近偶然跟朋友聊到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历史上的独裁者和极权政府，几乎总是非常善于也相当重视利用音乐与声音来塑造政治形象、巩固权力并控制群众。

私以为，音乐之所以容易成为独裁者的强力工具，是因为它能绕过逻辑思考，直接影响大脑的情感中枢─包括它能引发集体的亢奋、神圣的敬畏，或是对敌人的仇恨。

举凡上世纪二战时期德国领袖希特勒（Adolf Hitler）每每将华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的歌剧视为纳粹精神的体现，利用其音乐中宏大的日耳曼神话、英雄主义和反犹色彩，来建构“亚利安人（Aryan）优越论”的历史正当性，而在当年参加“拜鲁特音乐节”（Bayreuth Festival）更俨然成为纳粹高层的宗教仪式。与此同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大量生产廉价收音机（Volksempfänger），让希特勒的演讲和纳粹军乐能够渗透到每个家庭。

无独有偶，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Josef Stalin）强迫要求作曲家（如萧士塔高维契、普罗高菲夫）创作宏大、乐观、歌颂革命和领袖的乐曲，那些过于前卫、悲观或抽象的音乐作品往往会被批判为“形式主义”，作曲家甚至面临生命危险。斯大林利用音乐来掩盖大清洗的恐怖，同时透过红军合唱团等形式，展现苏联坚不可摧的军事力量和钢铁般的意志。

同样在中国，音乐亦被彻底改造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例如〈东方红〉这首将毛泽东比作太阳的歌曲，在文革期间的实际地位超越了国歌，成为个人崇拜的声音图腾。彼时在江青的主导下，传统京剧被改造为禁止才子佳人、只准演工农兵形象的“样板戏”。音乐风格结合了西方的交响乐配器与中国戏曲唱腔，旨在塑造无产阶级“高大上”的英雄形象。

巧合的是，当代亚洲国家最常频繁出现在国际新闻里的独裁者─比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各自的配偶彭丽媛、李雪主刚好也都是曾经接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歌唱家。

以高亢、宏大的美声／民族唱法呼应中共官方的国族叙事

与前几任中共领导人的配偶（如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坪、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通常保持低调沉默有所不同，彭丽媛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前，早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歌天后”，知名度远高于当时尚未进入中共权力核心的习近平。

自幼亲历“文革”，彭丽媛于“黑五类”家庭环境中长大。18岁那年（1980）她第一次参军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20岁时（1982），彭丽媛首度在第一届央视过年联欢晚会登台献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夕成名。这首歌原本是歌颂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变化，充满了乐观、向上、丰收的意象。在习近平主政之后，此曲又被用来歌颂中国发展的成就。由于习近平曾在农村插队（梁家河经历），这类带有泥土气息且兼具宏大叙事的歌曲，完美契合了习近平“从群众中来”的亲民形象，以及中共带领人民脱贫致富的政治绩效。

彭丽媛的许多名曲，诸如〈父老乡亲〉、〈白发亲娘〉、〈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往往从微观的“家”、“母亲”、“土地”、“村庄”切入。这些歌曲将对亲人、对故乡的自然情感，无缝转化为对抽象“祖国”和具体“党”的忠诚。在她的演唱中，“母亲”往往既是生母，也是“祖国母亲”；“父老乡亲”既是邻居，也是“人民群众”。这种情感连结毋宁为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感性基础：党是家乡的守护者，爱家即爱国，爱国即拥党。彭丽媛温婉、大器的形象，强化了国家机器中“慈母”的一面，柔化并传播了刚性的政治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共宣传系统极其擅长利用这种“家国同构”（Isomorphism of Family and State）的心理结构。

彭丽媛的歌声俨然构建了一种“听觉上的国家仪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大一统、红色江山、民族复兴）最标准、最完美的声音载体。图片来源：作者收藏翻拍

除此之外，彭丽媛演唱的“民歌”（Folk Song）亦包含大量歌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如〈珠穆朗玛〉、〈西藏高原〉、〈新疆好〉、〈高山青〉等）。在这些歌曲中，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旋律、乐器）被保留，但经过了“学院派”的改良与标准化。歌词内容强调边疆地区乃是“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透过汉族歌唱家（或代表国家的歌唱家）以高亢、宏大的美声／民族唱法演绎藏族或维吾尔族风格的歌曲，象征着中央政权对边疆文化的“包容”与“统合”。这在政治上强化了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叙事，消解了分离主义的潜在认同。

作为解放军文工团出身的艺术家，彭丽媛的身份原本就带有浓厚的“红色血统”色彩。她演绎过大量经典革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这些歌曲不仅承载着中共建政的历史合法性（革命叙事），同时也隐喻日后的习近平政权对毛泽东时代革命精神的继承，并且连接了过去的“革命胜利”与现今的“强国复兴”。

简言之，彭丽媛的“中国民族声乐”风格（宏亮、圆润、华丽），本身就对应着中国极力宣扬所谓“盛世”的美学。整个歌声听起来富足、和谐、没有杂音，仿佛在听觉上构建了一个“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的乌托邦想像，这正是官方宣传所需要的社会氛围。

聆听世界各国领袖“第一夫人”的声音政治

自2013年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之后，身为中共政权近年备受瞩目的“第一夫人”，彭丽媛的演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表现，她的歌声俨然构建了一种“听觉上的国家仪式”，亦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大一统、红色江山、民族复兴）最标准、最完美的声音载体。她的艺术形象与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政治光谱上是高度重合且互为表里的。

相较于此，同为亚洲共产国家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前，乃是北韩著名的“银河水管弦乐团”歌手。她出身于艺术世家，受过专业声乐训练，这与彭丽媛的背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与金正日时代隐秘的正宫角色不同，李雪主频繁公开亮相。她的时尚打扮和艺术气质，经常被用来展示金正恩体制的“开放”与“现代化”，试图以此对内软化独裁形象，对外营造“正常国家”的氛围。她的歌唱背景使她在北韩宣传机器中更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母亲”或“文艺指导者”，这与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文艺宣传的传统一脉相承。

类似“同中求异”的事例，则是见诸2019年美国导演劳伦・格林菲尔德（Lauren Greenfield）拍摄纪录片《The Kingmaker》的女主角伊美黛．马可仕（Imelda Marcos）。作为统治菲律宾长达二十年的独裁者斐迪南．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遗孀，镜头前她总是一身华服、作风豪奢。虽然不是职业歌手，但她年轻时是选美冠军，拥有一副好歌喉，且极度热衷于在政治集会上唱歌，甚至灌录过专辑。

马可仕独裁统治期间，伊美黛经常在公众场合和外交活动中突然高歌一曲（如著名的菲律宾情歌《Dahil Sa Iyo》）。这种行为将严肃的政治场域转化为娱乐秀，利用个人的魅力（Charisma）来麻痹民众对戒严令的不满。她的歌声与美丽毋宁也是马可仕政权“美丽与强大”叙事的一部分，用来粉饰太平，掩盖独裁政权背后的贪腐与暴力。

在1986年马可仕政权被革命推翻、逃亡海外数年之后，斐迪南逝世，高龄九十岁的伊美黛带领家族成员一步步重返菲律宾政坛。2022年，小斐迪南・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当选菲律宾第十七任总统。

对照欧洲民主国家的社会体制，则又是另一番景况。法国前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夫人卡拉．布妮（Carla Bruni），她在2008年嫁给总统之前就已经是享誉国际的创作型歌手和超级名模，发行过多张畅销专辑（如《Quelqu'un m'a dit》，中译：有人告诉我）。卡拉．布妮擅长沙哑、呢喃的法式香颂，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娓娓听来仿佛在耳边私密低语的Whispering pop（耳语流行乐），歌词内容多关于爱情、欲望与个人感触。卡拉．布妮感性、轻柔的歌声与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丈夫激进的右翼形象，吸引了部分中间派或自由派选民的目光。

全然不同于中国彭丽媛、北韩李雪主的“国母”形象被严格管控（媒体只能转发官方通稿，禁止任何负面评论或八卦）。卡拉．布妮不仅时髦、随性甚至带有反叛色彩，她的歌声代表了西方追求“个人主义”与“浪漫自由”的独立灵魂。然而，法国民众对她却是爱恨交织。一方面欣赏她的时尚品味与自由精神（很符合法式审美），另一方面批评她是脱离现实的“波希米亚资产阶级”（Bobos），认为她不知民间疾苦。法国媒体更是对卡拉．布妮毫不客气，她的裸照曾被拍卖，她的过去情史被大肆报导，她的言论（如自称左派却嫁给右派总统）也常被嘲讽。

事实上，卡拉．布妮对法国政治决策的影响力极低，主要集中在艾滋病防治等慈善领域。法国民众并不期待她成为“国母”，甚至对她的奢华生活保持警惕。卡拉．布妮将政治视为人生的插曲，始终保持着艺术家的自我与疏离感，权力对她而言只是丈夫的工作，而非她的使命。最重要的是，她证明了在民主国家，“第一夫人”可以不必牺牲自我，依然保有独立的职业生涯。

【参考连结】

1985年Hong Kong唱片公司发行《彭丽媛演唱中国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