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张又侠被拔官清洗（下）：中国权力斗争逻辑的ABC

2017年张又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图／欧新社

作者：倪世杰，1990年代受到后学运与后解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工人阶级运动发生兴趣，后又关注“各阶级同归于尽”的环保议题。当前关注国族主义问题与两岸关系。

接续前篇：

〈解读中共张又侠被拔官清洗（上）：战备、反腐、控制的三线合流〉

斗争逻辑Ａ：权力斗争

当前有A、B、C三种逻辑解释中国这些军头纷纷被拔官并进行违纪违法调查：其一是“权力斗争”逻辑。

吴国光的“斯大林模式清洗”可以说是最为简洁的解释方案：清洗不是为了“反贪”本身，而是以反腐与纪律审查作为政治工具，用来在高度不透明的体制中重塑忠诚链与安全边界。领导人透过选择性办案，把军队高层的派系网络、利益链与潜在不服从者一并打散，制造“谁都不安全”的威慑效果，迫使剩余菁英以表忠与服从换取生存。于是，清洗成为权力再集中、排除不确定性、并预防政变与失控风险的机制。

从周永康、徐才厚、房峰辉开始清洗，到传言中在20大后隔代接班的孙政才，让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退出军界，清理象征资本家阶级的任正非、马云、孙大午。19大后，先前反腐有功、锋头稳健的王岐山被打入了国家副主席的冷衙门，其旧部亦陆续被查处。到2021年后，先是属于“开明派”的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上将“被失踪”，其后也遭判处无期徒刑，其后属于政法系统的孙力军、傅政华落马后，开始整肃火箭军系统、装备发展部的李玉超、李尚福并延续到最近四个月内的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最后，终于清洗到曾于一个幼儿院就读、同属红二代，且上一代（张父为张宗逊与习父习仲勋同为1940年代下半期同时间担任西北野战军的（副）司令与（副）政委）还交好的张又侠。

在2024年10月2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央电视台特别特写坐在第一排，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与何卫东。然此情此景未来已无法重现。图／截自CCTV央视

在2026年1月20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央电视台特别特写坐在第一排，军方仅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列席，已无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图／截自CCTV央视

在2026年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上，中央电视台特别特写坐在主席位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图／截自CCTV央视

另外一套权力斗争的逻辑，则是着重党内派系斗争的角度出发理解这一连串斗争的行动。

像是周永康、徐才厚就从属于江泽民的江派，20大被架走的胡锦涛、20大未能入中央政治局的胡春华以及卸任总理后突然间就在游泳时心脏病发作的李克强就属于共青团的“团派”。在解放军的内部，光是“习家军”就分成了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的“闽江新军”（苗华、何卫东），原第12与第1集团军浙系将领（秦树桐），来自陕西同乡的如张又侠。此外，还有以科技行政官僚出身的军工系，像是现在的国务院总总理张国清、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中组部长李干杰等人。反映在最近一年的解放军内部的斗争，其实仍是相当扑朔迷离的。

2024年10元公布的何卫东、苗华等九位将领的叙述就出现两种不一样的看法。其一是认为他们的被捕象征习近平依旧大权在握，因为他们做了习不能容忍的事。美国知名中国研究专家史宗瀚教授（Victor Shih）表示：他们试图建立威胁军内权力平衡的权力基础，这个权力基础不是针对习近平，而是为自己构建，所以这九位将领陷入了麻烦。

换言之，对高阶将领的任免最终拍板权都掌握在习近平手中，而非如本文一开始所陈述的大权旁落，习近平因此得以强力执行“反腐败”，往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这是权力更趋与集中的象征。

在2025年12月22日在北京八一大楼召开的“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前排左二）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前排右二）、张升民（前排左一）、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前排右一）。这是张又侠与刘振立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图／新华社

斗争逻辑Ｂ：消灭张又侠的“行动空间”

其二，则是在张又侠、刘振立被捕后形成的看法。自媒体人蔡慎坤（David Tsai）讲得相当精简，兹全文照刊如下：

“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便已着手布局，准备拿下张又侠。他默许何卫东、苗华对李尚福及火箭军系统展开清洗，目的正是通过不断施压，逼迫张又侠退场。未料张又侠随即反击，掌握了苗华、何卫东更多不利材料，转而对习近平形成逼宫之势。习近平最终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原31军少将以上军官几乎无一幸免。”

这固然是“听床师”等级的推测。但这一类的“小道消息”中的是动态的过程，并强调这是“习与苗华、何卫东”同“张又侠”之间的斗争，若再配合上网络盛传一个多月前，在小型场合中张与习之间发生了言语冲突，张指责习这些年整肃军队使军人得不到社会尊重，“我今天不让你从这里离开算不算政变？”张因此种下被清算的祸根。

这两套说法其实兜不起来。照蔡慎坤的讲法，张是握著苗华、何卫东的黑材料在反杀，甚至把习逼到只能“含泪砍自己人”——张又侠来止血，应该是手握王牌的精算师，不太像会在小场合突然爆一句“我不让你走算不算政变？”这种近乎自爆的话，等于把刀柄直接塞回习手上。

2017年张又侠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图／欧新社

反过来，如果张真的已经失控到敢当面用政变威胁式语气顶撞最高领导，并因此埋下被清算的祸根，那也表示张其实没那么掌控得住局面，更谈不上什么“反制成功、逼宫习、逼到习先斩自己人”。要嘛张在上风就不会这样自爆；要嘛张已经自爆，那就很难说他还在上风。不过，这种不自洽本身或许反而揭示了一个更关键的讯号：在习的高度专制统治下，张又侠仍保有某种程度的“行动空间”——不论这种空间源自资历、人脉、体系内盘根错节的相互牵制，或是军中对他仍存的一份敬重。也正因如此，一些外部观察才会觉得张的姿态并不像典型的“随时要看上意”的将领。

2024年8月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点名要与张又侠会晤，一次访问会晤了 中共国家主席与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双主席”，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外交行动，也不无窥探谁是中国实权人物的味道。而当张被捕后，在《纽约时报》1月26日刊出的访谈中，苏利文再次回忆起他当时的观察：“张将军似乎并不担心自己需要时时提防领导人，确保自己没有得罪他...反映出他并不觉得自己需要小心谨慎。”——张并不把自己定位为必须步步为营、处处自保的那一种人，反而更像仍自认握有一定底气与回旋空间的军中核心人物。

也正因为存在这点“不受控的自由度”，习才更可能把它视为结构性风险：与其让这种自由度继续发酵、累积成可被动员的反弹力量，不如先下重手，把最接近自己、也最可能变成不确定因素的人，直接清算掉。

2024年8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图左）点名要与张又侠（图右）会晤，一次访问会晤了 中共国家主席与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双主席”，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外交行动。图／欧新社

斗争逻辑Ｃ：张又侠“办事不力”

从“行动空间”的角度出发产生了有别于“结构论”的解释模式，这以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汤广正在Jamestown基金会网站相当即时发表的〈张又侠与习近平的分歧导致他的清洗〉（Zhang Youxia’s Differences with Xi Jinping Led to His Purge）专文为代表。

汤广正透过对照《解放军报》两篇社论——2025年10月18日的〈坚定不移把军队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与2026年1月25日的〈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指出，两文分别是在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以及其后张又侠、刘振立相继遭到处置后刊出，具有为整肃行动“定性”与“定罪”的政治功能。

更关键的是，他注意到后一篇所援引的官方表述中，对张又侠与刘振立出现了“造成战斗力建设严重损害”这一更具指向性的指控，而同类措辞并未见于何卫东案的叙事。这个差异暗示，中共领导层对张、刘两案的评价不仅止于纪律或政治问题，而是进一步将其归因为对解放军战力建设造成了直接且严重的负面后果。

汤进一步从习与张之间在中国军队“战斗力发展”这项议题上的不同调解释这个负面影响的可能来源。首先是时程与急迫性。在2017年中共党的十九大中习近平提出军队现代化新的战略安排，将原先“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2035年，同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2020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2027年（解放军）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至此，2027、2035与2049三个节点至此定型，是所谓的“新”三步走，以区别于1997年中共党的十五大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立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老”三步走：到2010年打下坚实基础、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有一个较大发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图为2017年的张又侠（右一）。图／路透社

汤推测习要求解放军于2027年达成入侵台湾的联合作战能力。但“截至2026年初，仍未最终确定联合训练模式。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很可能建立在达成一定基准水平的联合行动能力之上。”这个大胆的推测是否有其道理？张又侠在被逮捕前的最后一篇署名文章〈高品质推进国防与军队建设〉中是这么说的：

“‘十五五’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针对第一步向第二步转进的规划周期要求，坚持谋当下和谋未来相统一，推动习主席定下的强军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要攻坚第一步、确保如期必成，把准强军目标内涵，交好百年红色答卷，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全面推进战略能力建设，使我军成为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要迈好第二步、务求决定性进展，在固强第一步的基础上接续破题开新，塑造军事力量新结构新形态，蓄积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显著增强，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张又侠这段话读起来很复杂但意思很清楚：第一步仍是进行式，而不是完成式。在“十五五”（2026–2030）这个周期中，正好覆盖“第一步（2027）往第二步（2035）”的转进阶段。第一步不是已完成的成果，而是仍需攻坚的任务。“要攻坚第一步、确保如期必成”，这种句型本身就表示“尚未完成”，后面又列出“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全面推进战略能力建设”等待办清单，显示问题仍在、能力仍需补课。

另一方面，在张又侠于2024年8月度署名文章〈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张把“重塑网信、信息支援部队”视为联合作战跃升关键；到2025年11月的文章中，张把“联合作战能力”的增长点，明确绑到网络资讯体系、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全域作战能力。张更着重“培本固元”，打造新时代的战力，因此可能不在乎慢一点，但现在的症结，可能就在这“慢一点”会严重地破坏军委主席的重大托付，那就是从未正式公布的、类似于“戴维森之窗”或“巅峰中国”（peak China）论中的习近平“武统时间表”。

图为2017年的张又侠。图／路透社

从“慢”到“拔官”：进度落后如何被政治化为战备、反腐与控制三重风险

真正足以触发“拔官”级别清洗的，往往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重风险的叠加。单纯的“进度落后”——例如联合训练模式迟迟未定型、联合作战能力生成缓慢——通常只会导致批评、调整或中层问责；要将此升级到拔掉张又侠、刘振立这一级别的高层人物，必须至少再叠加两到三层严重问题，形成“充分条件”。

首先是战备可信度风险：如果落后被判定会直接拖累“能打仗、打胜仗”的硬指标，特别是2027年被视为关键节点的联合作战能力基准线，那么“慢”就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可能让最高领导在党内外失信的战略风险，这就对应上《解放军报》社论中“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入罪理由。其次是反腐与采购黑洞风险：近年火箭军、装备发展部等领域的连串整肃，已证明腐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被视为直接侵蚀战备与现代化进程的“毒瘤”。若进度落后被归因于山头利益、采购舞弊或资源错配，清洗就有了道德与正当性包装。

第三层，也是最敏感的，是政治控制风险：最高领导对军队的核心底线是“枪听不听话”。

即使没有明显反对立场，只要某人被认为形成独立权威中心、影响指挥权单一化，或其专业坚持被解读为对最高意志的“消极抵抗”，就足以触发“再集中军权”的政治逻辑。在这三项框架下，张、刘“拔掉”不仅是必要的，还是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强军目标的必要之举。

简言之，“慢”本身通常不足以拔官；真正致命的是它被重新命名为“战备失信、腐败拖累、以及枪不听话”的综合风险。当进度问题被提升为政治控制问题，专业分歧就会被解读成消极抵抗。这也意味着：在高度集权的军政结构里，所谓问责未必指向“做得不好”，而往往指向“是否可控”。张又侠与刘振立事件并非单纯的能力问题，最终呈现的是一场以“军委主席负责制”为名的权力再集中。

张又侠与刘振立事件并非单纯的能力问题，最终呈现的是一场以“军委主席负责制”为名的权力再集中。图为2023年的一场晚宴，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的座位。图／报系资料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