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监视者开始恐惧：习近平与数位监控的悖论

数位独裁的中国，因为伊朗独裁者集团被数位监视器暴露行踪集体歼灭，媒体发现习近平为了自己的安全，现在正在开始消失原先部建监视人民的街头监视器。

那天接受记者访问，我说：研究资安的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不相信善意。我们不相信承诺。我们只相信攻击面。

这种思维，让我每次看到中国打造的“数位独裁体系”时，都会产生一种工程师式的直觉：这个系统很强，但它也很脆弱。

这也是林宗男教授和我努力拼命阻挡数位身份证在台湾发行的原因。

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密集的监控体系之一：

•街头数位监视器

•人脸辨识

•行动定位

•金流监控

•社会信用系统

•大规模资料集中化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治理模式，用技术强化控制，用资料提升预测，用算法压缩反抗空间。这种模式的逻辑很清楚：只要掌握资讯，就能掌握社会。

但资讯安全的现实主义告诉我们：掌握资讯，同时也创造风险。

监控的双刃剑：假设某一天，监控系统被渗透，资料被外流，定位被反向利用。

那会发生什么？原本用来锁定人民的系统，也可以用来锁定权力核心。原本用来监视社会的数据库，也可能成为攻击者的精准地图。

资讯科技没有忠诚，它只服从架构与漏洞。任何你能用来监视别人的工具，都可能被用来监视你。

“如果监视者开始拆监视器”

如果有一天，权力核心开始对自己建立的监控体系感到不安，不论是限制、调整、或重新分配控制权。

那不是笑话，那是一种焦虑的讯号。

那代表他们意识到：技术不是单向的，控制不是绝对的，数位集中本身就是风险。

在资讯安全的世界里，我们称之为：

Single Point of Failure（单点失败）。

高度集中化的监控系统，在平时是效率，在危机时，是脆弱。

习近平打造的是一个数位独裁强权体系，但数位独裁强权有一个根本矛盾：它需要高度集中，但高度集中等于高风险。

他可以透过技术压制社会，但无法透过技术消灭漏洞。他可以强化监控，但无法让系统绝对安全。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工程问题。

为什么资讯安全是现实主义？

因为我们从不问：“这个领导人善良不善良？”我们只问：“这个系统会怎么被利用？”资安训练我们去思考最坏情境，而最坏情境永远存在。

数位独裁的最大讽刺，不在于它残酷，而在于它自以为可控。当监视者开始害怕被监视，那是权力结构出现裂缝的征兆。

我说研究资安的人是现实主义者，不是因为我们冷血，而是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监控都可能反噬。

•所有集中都可能失守。

•所有权力都会留下攻击面。

数位独裁不是不可战胜，它只是把自己的弱点藏在最深的数据库里。

在资讯安全的世界里，没有永远的掌控者。

只有尚未被利用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