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四帮份子”刘智鹏

历史学家易中天教授曾经著书谈及中国文化人的种种丑恶嘴脸，他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其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谱，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等四种角色。所谓“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吟风弄月是“帮闲”；歌功颂德是“帮腔”；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1。他的结论是：“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笔者议论时政，一贯以事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盖“人各有志”也。无奈近日港事，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每多与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协理副校长刘智鹏先生有关，究其言行，堪称完美地演绎了易中天笔下“四帮分子”的丑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评论一下人物。

一曰“帮忙”

易中天定义的“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最近刘教授改变“通识教育”为“公民与社会发展”，就是典型的“为皇权或当局服务”。

众所周知，中共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为香港社会动乱之源，所以一直要求废止这个学科。刘智鹏就被委任为“香港新通识课程发展委员会”主席，专司其事。

被废除的通识教育科的课程内容涵括六大单元：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等。六个单元，使学生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个充分的认识。当年主其事者梁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此三人皆知名亲北京人士）说：“我们需要有广泛、创新和全球观点的毕业生去维持我们在新世纪的竞争能力”。

“被改革”后只剩下三大单元：“‘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总课时由以前约250小时大幅缩减到150小时，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为“中国国情”。其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主题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顾名思义不会碰触让中共难堪的文革等恶迹，即使只谈改革开放后，也避开“法治”及“社会治理”等重点（这都是中共的弱点），刘智鹏以课时不足为理由（笔者按：因为上述大幅度缩减课时）不谈政治。至于原来的“当代世界”则内容再“浓缩”。关于新课纲如何戕害学子，时事评论人区家麟有详细的分析2，这里不赘。

刘智鹏强调，他不否认“改革”后的课程可被视为“国民教育”，并振振有词地说美国都有国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学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什么人、国籍是什么、我的国民身份的意义何在等，然后去了解香港、内地以及世界的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从回归的那一天，香港已经不再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实实在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国家的关系、市民的国民认同却一直没能明晰”3。可见得他是努力在“帮中共的忙”来对香港青年学生进行“洗脑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请国安处向教师提供教材说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二曰“帮闲”

易中天说“吟风弄月”是‘帮闲’”，笔者引申为“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也是帮闲。最近刘智鹏作为三名主要编辑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在这套书中，人们充分认识他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帮闲”角色。笔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颇失实以及为当权者讳的特点4，这里不赘。即使中共自己承认的，“建国”以来曾经在香港问题上犯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5，《香港志》都不敢登载这一事实，则可见其“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的用心。

《香港志》固然不敢记载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事实，就连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动”期间的错误，也愿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个专门游说北京及特区政府为“六七暴动”平反的组织的20万元捐款，要在岭南大学建立一个所谓“六七暴动数据库”，岭大发新闻稿形容为“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由刘智鹏主理的“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承办，其资料不言而喻都是强调香港左派的观点。于是我们发现，有关六七暴动期间由北京直接指挥的“沙头角枪击”事件（发生在1967年7月8日，是香港历史上除日本侵华之外仅有的一次边界军事冲突6），在《香港志》中无影无踪。从这一事实，联系到刘智鹏接受左派的捐款去洗刷其历史污迹，则刘教授的帮闲角色也实在太露骨了。

左派金主石中英及前警司林占士成立的“见证六七”2018年12月捐款二十万港币予岭南大学建立“六七暴动数据库”，由刘智鹏的华南历史研究部承办。捐款仪式由校长郑国汉及刘智鹏接受。（图：岭大官网）

捐款仪式上，因“历史科试题”被左媒猛烈抨击后辞职的前考评局经理杨颖宇（后排中）亦在场。（前排左二）刘蜀永，（前排右一）石中英助手张伟成，（前排右三）六七动力研究社社长陈仕源。（图：岭大官网）

这种“帮闲”的心态，亦可见于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在关于新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六四屠城”事件作出轻描淡写的叙述：“中央与学生对话失败后，至6月4日凌晨，政府下令军队进行清场，以武力驱散示威学生和群众，运动最终平息”。对这个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作出这种轻描淡写的做法，刘智鹏认为合理，他说：这些字眼描述六四合适，属事实陈述，“几合理、深浅合适”，不会引起太多“不必要的猜想”。至于课本正文旁设“课堂讨论”问题“中央处理六四手法惹来国际社会的谴责，事件对中国发展造成什么影响？”他认为影响分国家内外层面，比较复杂，要论“造成影响”，可能今天都未“结案陈辞”；又说中三程度应深入浅出，而非“抬高历史去政治、国家高度去思考”7。

三曰“帮腔”

易中天说，歌功颂德是“帮腔”，诚然，但帮统治者骂人也是“帮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的考试中，其中一题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释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惹来争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声明，认为试题的资料极为片面和“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则发声明，强调一如其他科目考试，历史科设有“审题委员会”，委员的背景有大学教授、具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及/或校长、课程及学科专家等，依据该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与《评核大纲》拟定试题及评卷指引。当时已经考虑不排除评卷员的家人可能曾经受日军不人道对待，因而有机会令评卷员受情绪影响。经详细讨论之后才正式定稿。换言之，试题已经在考虑到各方对此试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定稿的，因而是一个集体决定而不是个别人肆意妄为或者独断独行的。但是在左派舆论压力下，考评局被迫撤回试题，而且有两人因此辞职。在这件事上，作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的刘智鹏，虽然本人未必需要对该试题负直接的责任，但在整个事件中，他显然未能维护考评局的专业性及独立性，而是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压力，从而“帮腔”谴责该试题。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认为试题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惊”，赞成取消争议试题，他认为“题目提供的两则资料立场均偏向正面，‘利多于弊’属引导式提问，而且题目牵涉年份太广，认为题目设题不理想”。

四曰“帮凶”

易中天说：“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刘智鹏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竟然在所谓“国安第一案”中，担任控方“专家证人”，论证被告唐英杰摩托车上挂有旗帜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具有“分裂国家”的意义。哈！一个历史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法证专家”。控方透露刘的报告指，被告挂有“光时”旗帜摩托车，犹如古时战士插上战旗，骑马上战场。罗织罪名，莫此为甚。

据控方说，刘智鹏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提供这个“鉴证”，可惜连法官都无法接受他的“鉴证”，只准许部分内容（只限于他对八个字的解释）作为呈堂证供，刘教授枉作小人了。

如果刘教授能够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悟出“分裂国家”的意图，那么面对中共曾经公开地、明确地提出分裂、颠覆国家的宣言、决议，刘教授又是否应该论证中共是分裂、颠覆国家的犯罪集团呢？请看看以下例子：

例子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1922.7）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在是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其决议案明确指出：“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决议案并附录加入的条件十多条，除了要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外，还要“全力拥护苏联”、其政纲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必须执行等。（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页134-5）

请问刘教授：中共这种行为是否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例子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1923.6）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其中强调：“⋯⋯8.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同上引，p.253）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同上引，p.255）

请问刘教授：中共是否煽动少数民族独立？是否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而本党党纲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这是否甘愿成为外国傀儡呢？

例子三：

1922年7月中共通过《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7），声称“苏维埃俄罗斯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动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p.136-7）

请问刘教授：中共自己承认苏联（而不是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这是否数典忘祖？这种行为说明什么？

例子四：

1929年11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60号通告《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式就是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中直白的表示，“执行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是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换言之，就是通过在中国全国发动暴动来保护侵略者。

请问刘教授：这是否资敌行为？是否里应外合来灭亡中国的行径？

例子五：

毛泽东曾经多次表示感谢日本侵华，都记载在中共正式档中8，请问刘教授，如果DSE试题令您觉得“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惊”，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话算不算“汉奸”、“辱华”？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中共正式档记载的，其文意都非常清晰，不必劳烦专家去“解读”或作“鉴证”，清楚无误地说明中共的卖国本质、及其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刘教授，您会根据中共自己的文献，撰文揭露中共这些本质、谴责中共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吗？

所以，刘教授是易中天笔下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四帮分子”。

注释：

见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见区家麟：＜通识科弃尸国民教育还魂＞，载《众新闻》，2021年2月8日。↩︎

见2021年2月4日刘智鹏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的讲话。↩︎

见拙作＜《香港地方志》失实偏颇＞，载《信报》，2021年1月14日，及＜《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载《信报》，2021年1月21日。↩︎

见前国务院副主任李后撰写《回归的历程》，三联出版社，1997年。↩︎

沙头角枪击事件，多年来官方说法都是民兵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但笔者引用官方材料证明是中共中央军委直接策划，详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141-152页。↩︎

见《明报》2021年4月5日报道。↩︎

关于中共官方文献记载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详情，见拙作《难得机会认识中共历史》，载《信报》网络版，2020年5月21日。↩︎

原刊于《众新闻》202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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