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激发出的台湾“游击外交”

原属理解范围内的台湾元首出访，因为非洲三国（塞席尔、毛里求斯及马达加斯加）拒绝总统专机飞越领空，导致行程取消，一个在国际上本是轻量级的新闻，因此突然得到不少外媒关注，毕竟中国唆使盟友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中共外交部和国台办相继对这非洲三国表示高度赞赏）已稀松平常，今天竟能在没有飞航、国安顾虑下，令其对台湾总统关闭领空，确实罕见。

只是没想到还有后续。数日后，赖清德采取搭乘邦交国专机方式，飞抵之前去不了的斯威士兰，新闻热度瞬间暴增，“斯威士兰”四字，24小时内立刻登上中文google热搜的前十大关键词，在国际媒体上，也从最初必然的“邮票大小文章”，瞬间膨胀成不容忽视的进展，最后连美国国务院都要表示意见。台湾总统访问邦交国斯威士兰“新闻稿这么大”，台湾内部有赞许、有批评，但最懊恼的应该是中共，从事后反应，他们恐怕真没料到台湾这回“放下前局失一分、专注投出下一球”的调整会这么快。

而从这次经验，其实也应证了一个事实，在中国全面压制下，台湾国际空间屡遭压缩，外交手段的灵活性倒也因之受到刺激而多有变化。

从一个角度看，台湾为什么需要外交（关系），因为外交承认向来是确认其（国家）生存权，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享有平等法律地位的最直接方式。台湾当然符合所有被承认国家的标准，只是无可否认，除非中国容许双重承认或不再坚持“一中原则”，否则台湾的外交处境（尤其正式外交关系）仍将受到极端压抑。

另一方面，台湾需要外交，中国则需要透过孤立台湾，迫使台湾和全世界各国断绝外交关系，以为融并台湾铺路。10年前，台湾邦交国的数字为22，现在是13，关键理由从来不是台湾对那些邦交国做了什么，而是中国对他们做了什么。那么，要同时抵御、突破中国在外交上的压迫，又不直接形成武力相向，台湾就不得不在“游击外交”上不断寻找新解。

“游击外交”（Guerilla diplomacy）可回溯自2009年，加拿大资深外交官科普兰（Daryl Copeland）在著作中的用词。他对“游击外交”的定义是：运用非常规方式、战术和策略来实现传统外交目标的外交活动。实践上，指的是传统外交官透过创新和非传统手段与外国政府、组织及个人接触，有时还会直接绕过传统外交管道和礼仪，去建立体制外联系并发展关系，目的皆是为了透过更弹性的外交手段和国际法框架，去克服传统外交壁垒。在传统外交管道失效或受限的情况下，非常规的游击外交就会派上用场。

说到这里，所有过去到现在的台湾外交官，对上述“游击外交”必当心有戚戚。全世界也许很少有国家像（或必须像）台湾，能把所谓的“游击外交”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近期，不只总统出访受阻，原定5月5日在非洲尚比亚举行的“2026全球数位人权大会”（RightsCon2026），开幕前几天，主办单位“即刻连线”（Access Now）亦突然于官网发布取消声明，且证实是因中国政府施压主办国不准邀请台湾参与，才导致实体与线上活动均无法如期举行；远者，中非联手抵制台湾，另有2017年5月在澳洲举办金伯利进程（一项旨在打击钻石贸易冲突的多边倡议），中非代表团直接在会场内用麦克风喧哗，阻挠台湾代表团进场，主办方不堪其扰，最后只得请台湾代表团离席。

台湾在国际上因中国之故遇到的类似情事，岂止族繁不及备载，中国意欲将台湾全球边缘化，也早就不只局限在国家层级，甚至连外国小学校园倘若挂有万国旗，它也会因为对并列其中的中华民国国旗感到刺眼，要求校方撤下。但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以来才不断刺激出台湾在游击外交上屡有创举。

就科普兰所言，“游击外交除了要用上公共外交的所有工具，同时还要融合游击战的经典特质——敏捷、适应力和即兴发挥”。这已是21世纪外交职业面对当今国际变迁，所需的一系列全新技能。就这点看，关于“游击外交”的领略活用，台湾应该可为全球指标案例，或许也包括这次台湾总统采取搭乘友邦专机方式突围出访。至于台版“游击外交”背后的动力和创意激荡，中国堪称“居功厥伟”，完全不必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