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温家宝对“问题奶粉”一斥一训（斥企业没有良心，训其应有“道德血液”）后，国庆前夕胡锦涛也在安徽“语重心长”了一番：“食品安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一定要深刻吸取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的沉痛教训，始终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胡温没有半点自责的话语，好像局外人对大街上的争吵作公平的点评！
他们若真是局外人，倒也好了。且听俄罗斯总防疫师奥尼申科这位局外人的话吧：“我们遇到的并不是食品生产中的失误，而是有组织的犯罪。”
“有组织的犯罪！”一语中的的透视，准确无误的定性！
中共高层极力置身事外，绝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是为了稳住已经慌乱了的阵脚，誓死保卫权贵阶层的特权，掩饰有组织犯罪的真相，使出太极拳中的一个招数，叫做“六封四闭”。
这里摆着两块试金石可以证明，即使明明摆在那里的事情，他们也不肯老实承认。
其一：为了奥运会的“国家利益”，宁可眼睁睁看着婴儿喝下一个多月的毒奶粉而不吱声，这到底是哪个人的主意？现在至多拿石家庄市长搪塞，试问 新西兰总理亲自出马催促解决三鹿毒奶粉事件，一国总理会隔了中国领导人，去串小市长的门儿？
其二：中央首长的“特供”事实，他们打死也要耍赖。真实情况岂只食品，就是他们就诊的医院、看病的医生、使用的药品，以及跳舞的舞伴，都是“特供”。如果不信，可以读一下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实录，看看毛泽东的一粒药，从出厂到吞咽，其程序之严格，你想都想不出来。如今当数万儿童为毒奶粉推上阴阳界的时刻，中央首长如此不慌不忙，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底——食品供应，官民有别。
《骆驼祥子》里，虎妞她爹刘四搭寿棚请车夫吃饭。车夫们好心地对刘四说，您入席吧！刘四回答：你们吃你们的，我跟你们不同道。我佩服刘四的爽快。他直言不讳地点明他同车夫之间的鸿沟，而中共明明同人民是两股道上的车，却喋喋不休地喊“为民”。他们比刘四高明，更比刘四伪善。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打仗出身。为攻一个要塞，拿上一个营（约五百人），打光了，再拿上一个营……，死人在他们眼中，只是小菜一碟。所以，到了“六四”的屠杀百姓，你那里痛心疾首，是不会引起统治阶层心有微澜的。
江、胡没打过仗，不该以杀人为儿戏。但他们是邓小平的钦定接班人，是邓小平“传、帮、带”的特优生。所以，毒奶粉造成的婴儿痛苦啼声，也不会动摇他们“一人得利万骨枯”的屠戮逻辑的。
说来也巧，统治者的屠戮思维为三鹿集团捅穿，也有因缘。今天被称作“天下第一大庄”的石家庄，过去只是获鹿境内的一个小村庄，后来因处铁路枢纽而喧宾夺主，把获鹿变为石家庄属下一部分，并更名为鹿泉。“获鹿”也好，“鹿泉”也好，都源于一个传说：汉高祖三年（公元前 204年），韩信将兵数万，在今井陉、鹿泉一带，以“背水之战”，全歼赵国20万大军。作战中，士兵干渴难耐，忽见一只白鹿闪过，韩信张弓搭箭，射中白鹿。士兵飞奔向前，白鹿已无踪影，只见落箭处涌出清冽泉水。这样一来，由鹿之被戮，迎来“获鹿”、“鹿泉”的动听地名，也迎来“三鹿”的欺人品牌。
“韩信射鹿”实为“韩信嗜戮”的隐喻。韩信是个屠戮狂。当郦食其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平解放”七十多座敌国城池时，韩信坚持屠戮方式，武力攻城，与郦食其抢功。他还藐视刘邦杀人盈野的能力，对刘邦说：“你只能带兵十万，而我则多多益善！”1947年11月12日，中共以数千人的伤亡代价，用韩信方式攻占石家庄。到1989年“六四”，在北京屠戮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的主力之一，就是从石家庄开去的第27集团军。
天安门以冲锋枪屠戮赤手空拳的好人，至今不做反思；石家庄三鹿以毒奶粉戕害婴儿，至今一味掩盖真相。二者同源于中共的屠戮思维，尽管有见血与不见血之分。二者也同源于对民众的恐惧，即惧怕人民对有组织犯罪的权贵集团的洞察和清算。
看来，人民对有组织犯罪的权贵集团的洞察和清算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获得真正自由和民主之时。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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